五 捉奸心理（第3/3页）

其次，他们也需要表白。不偷情、不通奸、不淫乱，是高尚、清白、光荣的事。这就必须让别人知道。别人不知道，不赞扬，则光荣感等等，也就无由产生。这和一个人做了好事以后希望得到表扬的心理是一样的。但是，“做好事”和“不做坏事”却并不一样。“做”有形迹，是已然发生的事情。做了就是做了，无论是否有人知道，它都是一个“事实”。有这个事实在，即便别人不知道，至少自己知道，可以“问心无愧”。“不做”就难讲了，因为它无迹可查。你今天没做，谁知道明天会不会做呢？事实上没做，谁知道心里想不想做呢？不但别人无从知道，便是自己心里，恐怕也完全没有底。这就需要表白，需要向别人也向自己表白：自己不但“没做”那些坏事，而且“根本不想”做那些坏事。

捉奸、看捉奸、惩处奸夫淫妇，无疑是最好的宣泄方式和表白方式。因为“奸夫淫妇”们决不敢也不会积极地参与捉奸（除非是自己的配偶与人通奸）。且不说“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至少也会“做贼心虚”，不至于“贼喊捉贼”。所以，积极参与捉奸和惩处奸夫淫妇，便等于向大家宣布自己既非“奸人”，亦无“淫心”，而压抑在心理深层的“淫心”，又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宣泄，岂非一举两得、一箭双雕？

正因为捉奸和惩处奸夫淫妇是一种宣泄和表白，因此其行为也就必然“过激”。

首先，过激才过瘾。既然是宣泄，就必须泄个痛快；而行为如不过激，则快感何由产生？更何况，在这里，要宣泄的东西又何其之多啊！有因自己不能偷情所生之“压抑”，又有因他人公然偷情所生之“愤怒”，轻描淡写地来两下怎么打发得了？这才有腐刑和幽闭之类刑法的发明。这两种刑法，最能让那些愤愤不平者心理平衡：在我们大家都不能随便“快活”时，这对狗男女居然私下里“快活”了，那就让他们今生今世再也“快活”不成。这下子，我们大家不就“心里快活”了？

其次，过激才有效。因为中国有条不成文的逻辑：一种行动如果被公认是“正义”的，那么，在行动中，行为越是过激，则其动机便将被认为越是正义。比如李逵的许多行动都是过激的，但他却正因为此而被公认为梁山上最够“义气”的哥们。所以，“文革”中，批斗“走资派”、“牛鬼蛇神”的做法也会一再“升级”，从一般的念批判稿，到开批斗会、挂牌戴帽游街，直到殴打体罚、凌辱致死。其原因，就在于运动的参与者，都要争相表示自己的“正义”和“清白”，因此，每一种过激行为的提议和表现，都不会遭到反对（想反对也不敢说），而只会受到普遍的赞同和积极的响应，当然也就层层加码、步步升级了。

如果说在“文革”中，人们急于要表现的，是政治立场的坚定和革命斗志的昂扬，那么，在传统社会中，人们急于要表现的则是道德的高尚和行为的清白，其中就包括“不好色”、“不淫欲”。这种表白当然只能借助于对“奸夫淫妇”的“满腔义愤”。既然每个人都已“义愤填膺”、“怒火满腔”，那么，不出现过激的行为，就反倒不正常了。

以上两种心理，自然是男人女人都有的。不过，相比较而言，则男人更多地是出于宣泄，而女人更多地是出于表白。因为男人比女人更喜欢“偷鸡摸狗”，而女人比男人更需要“自证清白”。中国历来只有女人的贞节牌坊，没有男人的贞节牌坊，而且一旦发生通奸案，也多半会归结女方的“勾引”，而男方则不过“意志薄弱”而已。既然女人往往被视为“祸端”，则“正派”女人便极需证明自己不是“祸水”。所以，在这时，有两件事是女人必须要做的。一件是在那“淫妇”游街示众时，冲出来向她吐口水，或扔泼污物，此则以彼之“污”证己之“清”；一件是在议论那“淫妇”罪行时，极尽口诛之能事，此则以彼之“淫”证己之“贞”。总之，必须以对那“坏女人”的义愤，来证明自己是“好女人”。不过，义愤再强烈，也只能对准那“骚货”。如果口水吐到“奸夫”身上，便会让人疑心自己与那男人“有染”，或被那流氓“打过主意”的，岂不是欲证其“清”反被其“污”么？这个脸可丢不起，这种赔本买卖当然也决不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