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私奔与私通(第3/4页)
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对此有极精辟的见解。他指出六朝乐府民歌中《乌夜啼》和《读曲歌》“莫非《三百篇》中此二诗(即《女曰鸡鸣》和《鸡鸣》)之遗意。”《读曲歌》是这样唱的:“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愿得连暝不复曙,一年都一晓。”这首民歌中,男女主人公的身份还都不够明朗,而《乌夜啼》则明明白白是在写偷情。《乌夜啼》是这样唱的:“可怜乌臼鸟,强言知天曙。无故三更啼,欢子冒暗去。”“欢子”即情郎。只因报晓的乌臼鸟“无故三更啼”,害得情郎半夜趁黑逃窜,这不是偷情是什么?更有趣的是,钱钟书先生还指出:“莎士比亚剧中写情人欢会,女曰:‘天尚未明,此夜莺啼,非云雀鸣也。’男曰:‘云雀报曙,东方云开透日矣。’女曰:‘此非曙光,乃流星耳。’可以比勘。”所谓“可以比勘”,就是说可以与《女曰鸡鸣》和《鸡鸣》两诗对照阅读,而一对照,我们就不难发现,中西幽会的情人,原来心理都一样。所不同者,大约也仅仅在于中国是女的更怕被发现,西方则是男的更怕被曝光。
这种害怕是很自然的。因为在中国,对男女偷情的处分,从来就是女重于男。
就拿私奔来说,男方除了会被痛骂一顿外,几乎不受处分,而女方却要被打入另册,永世不得翻身。“聘则为妻奔是妾”,这个处分,不是过来人,无法理解其分量。它其实比受刑、判刑还重。因为受刑止于皮肉,监禁总有刑期,而这种“打入另册”的处分,却是永无出头之日的精神折磨。结果,同是私奔当事人,男的不过被“罚”再娶一妻,女的却被罚永做贱民,这真是何其不公乃尔!
同样的,有妇之夫与有夫之妇私通,处分起来也是女重男轻。比如贾琏与仆妇鲍二家的私通,事情闹到贾母那里,贾母不过说:“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哪里保得住呢?”结果,贾琏并无处分,反倒是“受害者”凤姐,还挨了贾母几句话:“这都是我的不是,叫你多喝了几口酒,又吃起醋来了!”话说得虽然不重,但“男尊女卑”之意却也十分明显。至于另一位当事人鲍二家的,连处分也不敢等,先上吊自杀了,可见等待着她的处罚,一定比死还可怕。
当然,贾琏通奸之所以“太平无事”,还在于他之所淫者,不过是奴仆的老婆。这种行为,在贾府的老爷太太们看来,并不犯法,也不犯规,只不过比较“下作”而已:什么人不好偷呢?竟去偷那种东西。正因为公认比较“下作”,大约连贾琏自己也觉得比较“下作”,所以一旦被凤姐发现,也便觉得“脸上挂不住”,于是恼羞成怒,借酒发疯,居然提了剑要杀凤姐。这与其说是贾琏自觉有理,不如说是自觉理亏。正因为自觉理亏,这才要反戈一击,先发制人,以便“扳本”;而他的理亏,又不是因为不该偷情,而是不该那么“掉价”。
可见,在私通案中,“本夫”(通奸女方的合法丈夫)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本夫如果地位太低,则情夫掉价;本夫如果地位太高,则情夫危险。比如隋朝有个名叫李百药的,色胆包天,居然半夜三更潜入当朝权势最重的杨素家,与杨素的宠妾私通。这就等于在老虎嘴巴上拔毛了。所以,东窗事发后,杨素便喝令双双拿下,一并斩首。这时,杨素发现李百药是一个“年未二十,仪神隽秀”的英俊少年,忽然动了恻隐之心,便对李百药说,听说你这小子挺会写文章的,那就写首诗来说说自己吧!写得好,饶你不死。说完就叫松绑授笔。李百药也不含糊,一气呵成。杨素读了,大为欣赏,便信守诺言,放了李百药,还把自己的那个宠妾,也赏给李百药,另有“资从数十万”。结果,李百药有惊无险。岂但没有险,而且“赚了老婆又赚钱”,占够了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