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方形箱子（第2/6页）

怀亚特夫人严严实实地蒙着面纱，而当她撩起面纱向我还礼之时，我承认我当时是万分诧异。不过我本来应该更加吃惊，但长期的经验早已告诉我，当我那位画家朋友纵情谈论女人的美丽可爱时，不能过分地盲目相信他那种热情奔放的描述。我知道得很清楚，当美成为谈论的话题时，他是多么容易翱翔于那种纯粹的理想境界。

事实上，我不得不认为怀亚特夫人无疑是一个其貌不扬的女人。如果不说她长得绝对丑陋，我认为离难看也相差无几。然而她的衣着颇有优雅的情趣，因此我确信，她能迷住我朋友的心，凭的是她更永恒的智慧和心灵之美。她只同我略为寒暄了几句就马上随怀亚特先生进了船舱。

我先前那份好奇心又死灰复燃。没有仆人随行，这已经不言而喻。于是我期待那件额外的行李。稍过了一会儿，一辆马车抵达码头，运来了一口长方形箱子，它看上去似乎正是我所期待的东西。箱子刚一上船我们就扬帆起航，不一会儿就平安地驶过港口的沙洲，离岸驶向宽阔的海面。

正如我刚才所说，那个箱子是长方形的。它大约有6英尺长，2.5英尺宽。我观察得很仔细，尺寸似乎恰好如此。这种形状非常独特，我一看见它就暗暗为自己推测之准确而得意。读者应该记得我已得出的那个推论，我那位艺术家朋友这件额外的行李应该是画，或至少说是一幅画。因为我知道好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同尼科利洛协商，而现在从箱子的形状可以看出，它装的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而只能是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一件复制品。我早就知道，一件由小鲁比尼在佛罗伦萨绘制的《最后的晚餐》的复制品暂时被尼科利洛所收藏。所以，我认为我心中的疑点已得到充分的解释。一想到我的精明我就禁不住暗自发笑。这是我第一次知晓怀亚特对我保守他艺术方面的秘密，但他这次明显是想瞒着我，想在我鼻子底下把一幅名画偷运到纽约，而且希望我对此事一无所知。我决定迟早得好好地嘲弄他一下。

但有件事令我大为不快。那箱子没有被放入多余的那个客舱。它被抬进怀亚特住的舱内并被放在了那里，几乎占据了舱内的全部地面，这无疑会使画家和他的妻子感到极不舒服，尤其是用来在箱盖上写字的沥青或油漆散发出一种强烈、难闻，我甚至觉得异常讨厌的气味。箱盖上用大写字母潦草地写着“纽约州奥尔巴尼市阿德莱德·柯蒂斯夫人。科尼利厄斯·怀亚特先生托。此面向上。小心搬运”。

一开始我只意识到那个阿德莱德·柯蒂斯夫人是画家妻子的母亲，但随后我就把那姓名地址统统视为是一种特意要迷惑我的故弄玄虚。我当然能肯定，那口箱子和里面装的东西都绝对不会比我这位愤世嫉俗的朋友在纽约钱伯斯大道的那间画室再往北多走一步。

开始三四天天气很好，不过完全是顶头风，因为我们刚离岸不久风向骤然由南转北。好天气使船上的旅客兴致勃勃，大家都乐于互相交往，但怀亚特和他的两个妹妹却是例外，他们行为拘谨，而且我禁不住认为他们对其他人都显得无礼。怀亚特的行为我并不很在乎。他情绪低落，甚至比平常还抑郁，事实上他一直愁眉不展，不过我早已习惯他喜怒无常的怪癖。但对他两个妹妹的行为我却无从解释。在航行的大部分时间她俩都把自己关在船舱内，虽然我多次相劝，可她俩断然拒绝与船上其他任何人接触。

怀亚特夫人倒是非常容易相处。这就是说她喜欢聊天，而爱聊天在船上则是最好的介绍信。她很快就与船上的大部分女士打得火热，而且令我震惊的是，她还非常露骨地向男人们卖弄风情。她把我们大家逗得乐不可支。我说“逗”，是因为连我自己都几乎不知道该怎样来形容。实际情况是，我很快就发现怀亚特夫人更多的是被人嘲笑而不是与人共笑。先生们很少谈起她，但女士们不久就宣布她是“一个相貌平平、毫无教养、俗不可耐，但心肠好的女人”。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怀亚特怎么会陷入这样的一场婚姻。财富是一般的解释，但我知道这压根儿不是答案，因为怀亚特曾告诉过我，她既没有带给他一个美元，也没有继承任何遗产的希望。他说他“结婚是为了爱情，仅仅是为了爱情；而他的新娘非常值得他爱”。我承认，一想到我朋友的这些表白我就感到说不出的困惑。难道可能他当时正在发疯？除此我还能怎样认为？他是那么的高雅，那么明智，那么讲究，对瑕疵有那么一种精微的直感，对美有那么一种敏锐的鉴赏能力!当然，那位女士显得对他特别多情，尤其是当他不在场的时候，这时她会十分可笑地左一句她“亲爱的丈夫怀亚特先生”怎样怎样说，右一句她“亲爱的丈夫怀亚特先生”如何如何讲。“丈夫”这个字眼似乎总是(用她自己精妙的话来说)“挂在她的舌尖”。与此同时，全船旅客都注意到，她亲爱的丈夫以一种最明显不过的方式在躲避她。他大部分时间都把自己一个人关在舱里，事实上可以说他完全是一个人住着那个特等舱，任凭他妻子在大舱的公共场合随心所欲地按她认为最合适的方式消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