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余 闻（第9/45页）

那天晚上，我和雪兰躺在岳父岳母的大床上，在樟脑球的清香中，久久难以入眠。帐外蚊声如雷，帐内汗出如浆。我在心里琢磨着，如何将邗桥那边的糟糕境况向妻子透个底，雪兰忽然翻过身来，把湿漉漉的头埋在我胸前，低声道：

“城里总不会像乡下这般热吧？你住的房子里，有没有装空调？”

我应当老实承认，这还是我头一回听说“空调”这个词，还不能确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物件，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所谓的空调，大概是一种远比电风扇还要高级的东西吧。我知道，雪兰之所以会这么问，多半是缘于我在信中对“小上海”的过度吹嘘，让她对未来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永远都忘不了雪兰第一次来到厂区时的眼神。我的目光叠入她的瞳孔，用不着看她的脸，我就能准确地感觉到，触目所见的荒凉和脏乱，在她心底里激起了怎样惊恐、畏惧和失望的涟漪。

烈日下的热浪，携带着令人窒息的煤烟味扑面而来。道路两旁的石棉瓦小屋，低矮，丑陋，一座接着一座。树木和植物的叶面上都覆盖着厚厚的灰土。几个头戴安全帽的工人，蹲在破烂不堪的工棚外打牌。一个肥胖的女人在面馆门口一边轰着苍蝇，一边用镊子给猪头拔毛。雪兰拎着箱子从汽车上下来，没走几步，一只脚就陷在了路上的烂泥里，怎么也拔不出来了。随后，一辆手扶拖拉机从我们身旁急驶而过，溅起沉重的泥浆，劈头盖脸地打在我们身上。

我知道雪兰心里在想什么。如果说她的眼睛睁得越来越大，显然不是因为眼前的“城市风貌”给她带来了应接不暇的喜悦，而是源于心中“妈的，我倒要看看，究竟还能糟糕到哪里去”一类的疑问、惊异和难以置信的愤怒。

在厂区大门到我宿舍的路上，我们走了半个多小时，雪兰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当她走进了我的小屋，在桌边坐定（我端给她的一杯凉水，她视而不见），她那漂亮的大眼睛终于变得黯淡无光了。

她默默地打量着这个房子，眼里闪动着泪光，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朝我凄然一笑，像是在安慰我似的，轻轻地吐出两个字来：

“挺好！”

平心而论，雪兰刚到邗桥的那阵子，还是打算跟我好好过日子的。孙耀庭也还算帮忙。雪兰来后不久，就被他安排到了工厂的医院，做了一名垃圾清运工。她从医院弄回了一捆浆得硬硬的纱布，拆开来，缝缝剪剪，糊在窗户上做窗纱。她受不了医疗垃圾的血渍和污秽，随后又去找孙耀庭调换工作，去公共澡堂卖起了澡票。

她在澡堂工作的那段时间里，养成了时不时地往家里“捎”浴巾的恶习。我们家的床上、饭桌上、椅子上，到处都铺着蓝白条纹的浴巾。我委婉地提醒她，把公家的东西拿回自己家来，不好。再说，我们家也不需要这么多的浴巾。雪兰的回答是：

“不拿白不拿。等将来有了孩子，用它来做尿布，正好。”

雪兰很快就和左邻右舍混熟了。她来后还不到两星期，邻居们已经开始让孩子往我们家送饺子了。就这样，琐碎的日子一天天过下去，平淡无奇，波澜不惊。雪兰成天乐呵呵的，从未在我跟前流露过一丝一毫的抱怨和不满。可我总觉得她哪儿不对劲。尤其是每当夜深人静，她咬着被角无声地哭泣（第一次，我还以为她在被窝中咯咯地笑呢）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在雪兰不让人触碰的内心深处，那片不祥的云翳始终还在。正因为她不愿意让我知道她在半夜里偷偷地哭泣，我也只能装出熟睡的样子，不闻不问。直到有一天，她哭了半天，在黑暗中突然对我说（这表明她知道我是醒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