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余 闻（第5/45页）

她很容易想到那封检举信所带来的必然后果：一旦我的父亲被捕，她那在农村的可怜儿子（当时不满十二岁）将会立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孤儿。

眼看着她茶饭不思、形容憔悴且举止乖戾，首长先是带她去了三四家医院诊病，药石无效之后，又不断地敦促她去青岛疗养。最后为母亲分担忧愁的，是在首长家帮佣多年的农村妇女张嫂。她一直在暗中观察母亲，并费尽心机，获知了全部的事实真相。最后，张嫂给母亲出了这样一个主意：

“你把检举信交给部队，部队把检举信转去上海，那边的公安局开个会，研究研究，做出决定，再由上海转来江苏，然后一级一级地布置下去抓人，少说也得个把月。你赶紧给孩子的爹拍份电报，让他远走高飞，逃他个无影无踪。”

母亲并未采用“拍电报”这个方式（因为她本能地意识到了这样做的危险性，何况她也不知道朱方镇邮电局能否接收电报）。她给父亲写了一封信，由张嫂（借口回乡探亲）带到三十多公里外一个名叫龙潭的小镇，在那里的邮电所投递。为保险起见，她写给父亲的这封信使用了隐语，只有十个字，那是父亲所属的特务组织一度使用过的接头暗号：

花须连夜发

莫待晓风吹

我在离开家乡前夕，去朱方镇公社卫生院探望过赵德正。当时，他实际上已经向我暗示了父亲的死与母亲的关联。大概是考虑到我正要去南京投奔她，德正不能把话说得更为明了。如果我的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不难做出如下推断：父亲在接到母亲的那封信后，自忖他那羸弱的身体抵挡不住想象中的刑讯逼供，为了保全他分散在各地的八位兄弟以及可能会有的一大堆家小，他冷静地选择了自杀。

母亲没有想到的是，这封检举信不仅没有给予她想象中一劳永逸的安宁，相反，这一鲁莽的举动，给她和她的家庭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她本人被隔离审查，前后达三月之久；她的丈夫被不明不白地停了职，且立即被调往安徽的合肥。半年后，又举家迁往湖北的武汉。在启程前往合肥的前夜，母亲一连几次想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丈夫，请求他原谅，都遭到了老首长的阻止：

“你不用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命里注定我们两人要同舟共济。南京我已经呆腻了，换个地方，不也很好吗？”

事实上，母亲在信中提得最多的一个名字，既不是她的老上级严御秋，也不是与她情同姐妹的女佣张嫂，而是一个名叫孙耀庭的人。

孙耀庭是江西于都人，原是车队的一名司机。母亲在信中，有时也会把孙耀庭称为“小灵子”。我猜测那意思，大概是说这个人特别的机灵吧。从后来我与孙耀庭的交往来看，他的确无愧于这个称号。五十年代末，孙耀庭作为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犯了一个大错（具体事实母亲没有交代），首长一怒之下，就让他返回江西原籍。在人生面临重大转折的紧要关头，母亲救下了他。她说服“老头子”，让孙耀庭去部队所属的前进砖瓦厂“戴罪立功”，当了一名副主任。

毫无疑问，这个孙耀庭就是我母亲一生中最为信赖的人。

当我乘坐的长途汽车停靠在南京中央门车站时，孙耀庭亲自到车站来接我。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短袖衬衫，头差不多全秃了，只是在两边的鬓角上还残留着一撮硬发，猛一看，就像额头上长出了一对犄角。我们站在出站口的铁栏杆边寒暄了几句。他说，我的母亲不久前住进了鼓楼医院，目前还不能跟我见面。在住院前，母亲嘱咐他暂时负责照料我的一切。他现在的身份是邗桥砖瓦厂的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