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余 闻(第3/45页)

如果老福奶奶的话是真的,我父母之间的感情纠葛,远比我婶子所描述的要复杂得多。我相信,假如没有发生那个轰动乡里的事件,他们的婚姻本来是可以挽回的。

好吧,我现在长话短说。

事实上,在母亲离开我的二十多年里,她一直在给我写信。它们被记录在了十四本清一色的硬面笔记簿上。这些信本来就没打算发出,严格地说,它们或许不能被称作真正意义上的信件吧。但若称它为日记,也不合适。因为这些在不同时间里写出来的文字,都有一个想象中的读者,不用说,这个人就是我。母亲有时候称我为儿子,或者老儿子。更多的时候,她喜欢叫我小宝、宝贝、小屁屁、香咕隆咚宝、心头肉、小混球,诸如此类。这些被我编了号的文字多达七百六十余封。有的信只有短短几行字,有的则长达十多页——由于使用了不同颜色的墨水,我能判断出这些长信不是一天写成的。我还注意到,在她由南京辗转合肥并最终调往湖北的那一年中,差不多有四个月的时间没有写信。

顺便说一句,她从南京去湖北,并不是什么正常的工作调动,而是劳动改造。先是在武汉,随后到襄樊,最后则是咸宁。

如果把母亲的第一封信与最后几封信做一个简单的对比,你很难相信这些信件出自同一个人之手。在最初的那些信中,母亲的字迹歪斜、稚拙,文法颇多舛误,至于错别字,更是随处可见。可到了差不多十年后,她那笔工整娟秀、一笔不苟的楷体,已足以让人赏心悦目。她不仅时常引用古典诗词,甚至能用晓畅优美的文字进行一些简单的哲学思考。比如说,她曾在一九七四年六月的一封信中,对自己的人生做出过这么一番抽象的思索:

假如她的父亲没有过早离世,她“如今”的世界会是怎么一个样子?

假如她的养父从无锡来家,在一个下着瓢泼大雨的夜晚,没有悄悄溜进她的房间;假如她当时选择忍受,而不是大喊大叫,并在他的腿上扎上一剪刀;假如,在一九五〇年,她没有在祠堂里因“一时冲动”站起来发言;假如,我父亲没有在新婚之夜向她吐露上海那个特务组织的所有秘密;假如她在一九六六年的初冬,没有“心血来潮”,向组织上提交那封让她“肝肠寸断、后悔终生”的检举信,她“如今”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每一个假如,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偶然,而每一个偶然,都足以改变她日后的人生轨迹。那么,她“如今”的生命,与这些数不清的“假如”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母亲的哲学思索,恰当地停止在这里,不再向前延展。母亲或许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一个危险:她若再往前跨一步,就会陷入宿命论和虚无主义。这对于母亲这样一个立志拯救全人类的共产党员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再比如,在编号为102、214、667的几封信中,母亲对白天和夜晚的自然更替展开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遐想。她觉得既然一个人的一生,由许许多多个白天和夜晚组成,如果把这些日子加以简单的压缩,实际上我们一辈子只经历了一个白天和一个夜晚。因为白天和夜晚完全不同——在白天,世界是明朗的,阳光灿烂,鸟语花香,你感到踌躇满志,精力充沛,意志坚定。而夜晚则是暗昧的,凶险的,令人生疑的。当她在灯下写信时,她时常感到,一到晚上,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只会在墙根下喃喃低语的油蛉”,软弱多疑,烦躁不安,周遭的世界忽然变得像人心一样虚妄、脆弱、深不可测。

因此,母亲觉得,她的一生既不是活在白天,也不是活在晚上,而是生活在白天与夜晚“一刻不停的撕裂与搏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