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父 亲（第4/39页）

第三类算命法，可称为“黄雀叼牌”，如今已经失传。算命先生将预先写有“吉凶休咎、富贵穷通”的命牌（一般由竹、木制成）平铺于桌上，然后从鸟笼里取出一只黄雀，交由问卜者放飞。一个人的命运如何，最终取决于黄雀会叼起哪只命牌。实际上，这种算命的方法，不过是“求签”的一个变种。“黄雀叼牌”的失传，据说是因为捕捉和训练黄雀的过程，实在过于费事。

最后一类，也就是所谓的“灵童扶乩”，在我们那一带较为少见（在整个童年时代，我也只见过两回），这里略过不提。

其实，在我们乡下，所谓的算命先生，也不限于以上四类。如果我们把走村串巷的测字者、龟卜者、阴阳先生、风水师、画符的道士都算上的话，你可以大致想象一下，在我父亲的幼年时代，他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乡村环境中。这可以解释，我父亲早年在上海虹口的一家南货店当学徒，快要满师时，为什么会突然投到一个名叫戴天逵的命相师门下，干起了算命这个行当。

我父亲算命的方式，可以归入第二类。也就是说，既看相，也摸骨。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并不怎么忌讳自己算命先生的身份。在他给我讲述的“睡前故事”中，关于他师父戴天逵的种种灵异传说，就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我推测，其中的绝大部分都出于他的虚构，目的仅仅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力，从而换取我对他懵懵懂懂的崇拜。

那天上午，在跟随父亲去半塘走差的途中，我曾经问过父亲这样一个问题：“老牛皋今天到底会不会死？”

本来，父亲尽可以用“也许”“可能”“说不定”一类的字眼来打发我，但这回他好像不屑于用这种模棱两可的话来敷衍了事。“哦，牛皋！”父亲说，“他已经死过三次了，对不对？这一次跟以前也没什么不同。他就是作死。等过完年，你就会看见他好端端地坐在门前，嗑着瓜子，晒太阳。他死不了。”

父亲跟一个在路边拾狗粪的老头打了招呼。两个人隔着一片桑林寒暄了几句。老头显然听到了我们刚才的话，他笑眯眯地打量着我，随后感慨道：“有些人看着要死，偏偏死不了。而另一些人，活得好好的，没病没灾，说死就死。本来活蹦乱跳的一个人，一眨眼的工夫，就蹬腿翘了辫子，这样的事，我见得太多啦。”

父亲客气地表示同意。

琢磨着老头刚才的那番话，我心里忽然生出了一个不太健康，甚至有些恶毒的念头。我对父亲说，今天晚上，当我们从半塘回到村里，要是听说梅芳突然蹬腿死掉了，那该多好啊！父亲立刻止住脚步，转过身来，板起面孔，严肃地望着我，轻声问我道：“你就这么恨她？为什么？”

我说我就是恨她，没什么原因。我就是巴望着她忽然死掉，立刻死掉。

父亲愣了半晌，摸了摸我的头，沉默了许久，这才对我说：“其实，她是一个可怜人。这人命不好。”

很多年以后，到了梅芳人生的后半段，当霉运一个接着一个地砸到她头上，让她变成一个人见人怜的干瘪老太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起父亲当年跟我说过的这句话。唉，人的命运，鬼神不测，谁能说得清呢？

我们穿过山墩下的那座方洞，走上了一边有木栏的石桥。我对父亲的神机妙算产生了很大的疑问。我看见河道对岸的乱坟岗中，一只狐狸拖着长长的尾巴，正在蒿草丛中快速穿行。狐狸只有一只，与父亲所推算的“两只”大有出入。而且，这只狐狸既不是白色的，也不是红色的，而是浅灰色。它肚子滚圆，毛皮油亮，看上去有点憨痴，一点也不像传说中的那样狡狯。它跃上一座坟包，傻傻地、一动不动地望着我们，像是在思索着什么玄奥的问题，又像是在问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