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第3/4页）

两张躺椅上哪一张都没有尸体，阳台地板上也没有，哪儿都没有。我仔细检查着它们，看是否有血迹留下。没有血迹。阳台上没有任何血迹。我沿着安全护墙走了一圈。没有血迹。墙头上没有任何物体托举翻越的痕迹。我抵住墙壁站着，伸手抓住铁栏，将身子尽可能地往外探。我朝下方张望，看到自己正对着地面上的那道围墙。墙边生长着灌木丛，然后是一片狭长的草坪，接着是一条石板小径，继而又是一片狭长的草坪，再往后是一堵厚实的篱笆，周围生长着更多的灌木。我估算了一下距离。从这个高度上目测距离并不容易，但我敢说，阳台离悬崖肯定至少有三十五英尺远。篱笆外，海水拍打着半淹没的岩石，泛起一片奶油般的白沫。

粗略猜测一下，拉里·米切尔大概比我高半英寸，体重却比我轻十五磅左右。能把一具一百七十五磅重的尸体抛过栏杆，远远扔进外面的大海里——这种人还没有诞生呢。如果说一个姑娘家没意识到这一点，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是几乎不可能而已，千分之一的可能性大概还是有的。

我打开法式落地窗，穿进去，关好它，然后走过房间，站在那张床前。她依旧沉眠不醒。她仍然鼾声如故。我用手背轻触她的脸颊。潮乎乎的。她微微挪动，莺语呢喃。然后她叹息一声，又将头埋入枕中。没有鼾声，没有深度昏迷，没有不省人事，因此服药没有过量。

她总算跟我说了一次实话，而对其他的事情，她还是讳莫如深。

我在梳妆台最上层的抽屉里找到了她的皮包。它的背面有一个拉链口袋。我把她的那沓旅行支票放进去，然后检查其中的物品，寻找信息。拉链口袋中有一些挺括的纸币、一张圣菲县[3]的列车时刻表、那只先前放车票的小皮夹、火车票的票根，以及普尔曼式豪华列车的订座单据。从华盛顿特区到加州圣迭戈，她一直住在第十九节车厢的E号卧房里。没有信件，没有任何东西能确认她的身份。大概是被锁在行李箱里了。皮包里则主要都是些女人携带的物品：口红、粉盒、零钱包、几枚银币，还有几把钥匙，跟一只黄铜做的小老虎挂在一个钥匙圈上。一包看起来装得满满的香烟，封口却已经打开了。一片火柴纸板，上面的火柴只用了一根。三条没有绣上姓名首字母的手帕，一小包指甲砂锉，一柄美甲表皮刀，还有某些描眉用品，一把装在皮套里的发梳，一个装指甲油的小圆罐，一本小型通讯簿。我急切地抓起那本通讯簿。里面一片空白，根本没有用过。皮包里还有一副镶金边的墨镜，装在一只眼镜盒里，盒子上没有名字；一支自来水笔，一支金色的小铅笔，总共就这些了。我把皮包放回当初我找到它的地方。我走到桌前，拿了一张酒店的信纸和一只信封。

我用酒店里的钢笔写道：“亲爱的贝蒂：非常抱歉，我还不能死呢。明天再跟你解释。拉里。”

我将纸条装进信封里封好，在信封上写下贝蒂·梅菲尔德小姐的名字，然后把信丢在地上，扮成像是从门底下塞进来的样子。

我打开门，走出去，关好门，回到消防楼梯上，然后大喊一声：“见鬼去吧！”再摁铃叫电梯。电梯没来。我又摁一次，而且摁住不放。电梯终于上来了，一个睡眼惺忪的墨西哥小伙子打开电梯门，冲着我打了个哈欠，然后朝我抱歉地咧嘴一笑。我也咧咧嘴，回以微笑，但什么都没说。

面对电梯的柜台前空无一人。那个墨西哥人坐在一张椅子上，我还没走出六步远，他就又睡着了。每个人都昏昏欲睡，只有马洛除外。他夜以继日地干活，甚至连费用都不收。

我驱车开回朗齐奥·戴斯坎萨多，在那儿也没瞧见有人醒着。我眼巴巴地瞅着床铺，却还继续收拾行李——把贝蒂的枪压在最下层——拿十二块钱放进一只信封，出去时将信封连同我的房间钥匙一起塞进了办公室的门缝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