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新儒家的政治诉求（第2/13页）

特别重要而需再次强调的是，由海外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徐复观、张君肋、唐君毅四人联名签署，于1958年元月在台湾（民主评论》及《再生》杂志同时发表的名文《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力主建立民主政治制度。该《宣言》说：

“中国之政治历史，遂长显为一治一乱的循环之局。欲突破此循环之唯一道路，则只有系于民主政治制度之建立。”

“中国政治制度中，仅由政府内部之宰相御史等，对君主权力所施之限制，必须转出而成为：政府外部之人民之权力，对于政府权力作有效的政治上之限制。仅由君主加以采择与最后决定，而后施行之政治制度，必须化为由全体人民所建立之政治制度，即宪法下之政治制度。只是由篡窃战争始能转移之政权，必须化为可由政党间做和平转移之政权。此即谓由中国君主制度本身之发展，及中国文化对于君主制度下政治之反抗与要求，中国政治必须取消君主制度，而倾向于民主制度之建立。”

“过去儒家思想之缺点，是未知如何以法制，成就此君位之更迭，及实现人民之好恶。禅让如凭君主个人之好恶，此仍是私而非公，而儒家禅让之说，后遂化为篡夺之假借。而永远之革命，亦不能立万世之太平。儒家所言之革命，遂化为后来之群雄并起，以打天下之局。”

“君主之家天下，毕竟仍是天下为私。同时人民在政治上之地位，不能与君主平等，所谓‘臣罪当诛，天王圣明’；则在人格道德上，以不能与君主平等。反之，如君主与人民在道德人格上真正平等，则人民在政治上，应亦可言‘人民圣明，君罪当诛。’若欲使此事成为可能，则君主制度必然化为民主制度。”5

海外新儒家上述言说，遭到大陆新儒家蒋庆猛烈指责。

蒋庆的批评有两条。一是海外新儒家没有从变革政权和政治的角度人手，只模仿宋儒，把儒学归结为心性之学，注重道德完善，是“甘心沦落为一个哲学上的小流派，偏安于学院之中”,“抛弃了儒者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使国人把当代儒者看作只是追求个人完善的自了汉与建构自己思想体系的哲学家”，使儒学成为无用之物。二是海外新儒家热心于改造儒学，追求自由民主法治，是背离儒家宗旨，“力图使中国成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此必导致中国文化理念中所固有的政治形态灭亡，从而文化灭亡”。6

先看第一条。

蒋庆在2003年出版的《政治儒学》一书中说，儒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着眼于政权和政治。他在《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等文章中也强调，儒教应该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为当代中国重新规划政治蓝图。蒋庆在《政治儒学》中指出，这是儒家应有的抱负。孔子终身怀有这样的政治抱负，他著《春秋》就是为后世立法。公羊学者依据孔子思想划分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阶段不同的政治及相应制度。蒋庆认为政治儒学的经典，就是汉代今文经学中的公羊学，公羊学就是对孔子所著《春秋》的阐释。蒋庆说，只有解决了政治制度问题，才能解决心性（道德）问题。政治儒学虽然也讲道德，但政治儒学把政治问题和心性问题区分开来。政治的要害是权力和制度，政治儒学所要建立的政治制度就是“礼”，即古代的礼制。蒋庆主张恢复古代礼制，用礼制来规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直白地指出，中国需要复古更化，重建中国儒教，将中国建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儒教国。

在蒋庆规划的政治蓝图中，儒教人物在取得全国政权成为统治者之后，应实行王道政治。他说：“王道是指古圣王之道，具体说来，是指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的治国平天下之道。”又说：“王道政治，是为民而王的政治。为民而王，不是由民做主，亦不是以民为本，而是为民众的利益而平治家国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