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已在目前（第4/5页）

地下室里的恶意

三个虚伪、势利且显然属于既得利益者的布尔乔亚青年试图摆脱一个对世界充满敌意的穷小子的纠缠，只好在不得不答应他自资前来参加一席饯别晚餐之际蓄意以冷漠、蔑视的态度侮辱他。这个穷小子是《地下室手记》（Notes from Underground, 1864）的叙述者及主角“我”。“我”为了尊严（或骄傲）强行加入一个他不喜欢也不受欢迎的团体——也是世俗或群众世界的缩影——而受辱之后莽撞地要求与其中一人决斗。然而，就在下一刻，“我”后悔了：

他们如果把我送到警察局怎么办？他们不敢，他们怕丑事外扬！如果兹瓦可夫如此轻视我，拒绝决斗又怎么办？他一定拒绝；如果他拒绝，我就要他们弄明白……我会在驿站等他，当他明天要离开的时候我等他，我要抱住他的腿，拉掉他的大衣，不让他上车。我要咬他的手、牙齿咬进他的肉里。“你看看你会把一个绝望的人逼到什么程度！”他会敲我的头，而其余的人会从后面拖我。我要向一大堆看热闹的人说：“你们看看这个年轻的蠢狗，脸上被我唾了口水之后现在要坐车去诱惑色卡西亚女孩子了！”

这个绝望而濒临疯狂的青年在这一段独白式的预言中更牵拖出一个预言中的预言，“兹瓦可夫将去诱惑色卡西亚地方的女孩”，它是幻想里的幻想。然而微妙的是，同情“我”的读者会毫不考虑地相信：兹瓦可夫的确做得出那种事来。接着，“我”继续预言：

当然，从此什么都完了！办公室等于从地上消失。我会被捕，被审判，被免职，丢到监狱里，被送到西伯利亚。没关系！十五年之后，当他们放我出来，我要拖着脚步，像乞丐一样，穿着褴褛的衣服走去找他。我会在某一个城镇找到他。那时他已经结婚，过得很幸福。他已经有一个长大的女儿……我要对他说：“魔鬼！（中略）我来这里是为了开枪的……但是，但是……我宽恕你。”于是我把子弹射入空中，从此以后他永远听不到我的消息……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这个“我”是拉格维斯特笔下意大利宫廷侏儒的先祖，没有姓名，也没有明确的身世，绝对的疏离分子。由“我”所独白的预言当然不可能实现，因为这个角色的目的原本是在证明思想与意志的断离。这里的预言非但不为他人所聆听或理解，它甚至正是“我” 自己不敢相信且无能做到的。这样的预言是一则精心包装在小说里面的另一个小说，由角色创作出来并赤裸坦率地讽刺语言的虚妄及荒谬。

我大胆地猜测：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下前述这两段文字的时候，脑中一定掠过普希金（Aleksander Sergeyevich, 1799—1837）的影子。因为陀氏笔下的“我”预言他将悲壮地原谅仇人之后立刻“眼中充盈着泪水”且“清清楚楚这完全是来自普希金的‘西尔维奥’以及莱蒙托夫的《假面舞会》”。普希金的小说The Shot主角西尔维奥原谅了掌掴他的仇人，可是普希金自己却死于一次真枪实弹的决斗之中。然则，地下室里的“我”的预言（我将、我会、我要……）便正是“我不可能……”的证据。

加罗叔叔给我启蒙

在我的阅读经验里，最愉悦而令人难忘的一则预言出自美国小说家萨拉扬（William Saroyan, 1908—1881）之手。《我名阿拉姆》（MyName is Aram）中的一篇《美国旅人的老乡箴》（Old Country Adviceto the American Traveller）叙述加罗叔叔对侄儿梅力克提出了警告，因为梅力克正准备从弗瑞斯诺搭火车横越大陆到纽约去。加罗叔叔告诉年轻的旅人，上车之后，会有两个穿制服来查票的，“别理他们，他们是骗子。”还会有一个温雅的青年将要奉送他一支烟，“这烟是有麻药的。”另外，“当你去餐车的路上，有一个十分美丽的女郎，会故意撞上你。”当然更不能睬她，因为“那女人是个‘落翅仔’”。此外，加罗叔叔还强调：“从餐车返座的路上，你会经过吸烟室，那里有一台纸牌戏正在进行。打牌的三个中年人手指上都套着看来很值钱的戒指。他们会向你点头招呼，其中一个会邀你参加。告诉他们：你不大会讲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