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来不及找到（第3/4页）

卡夫卡的矛盾核心即在于此：不写作（处理一个以认识自己为中心的世界）无以存在，写作却（不是锯短就是拉长地）扭曲了这世界。这恐怕是卡夫卡以两封郑重其事的口吻书写的遗书促使马克斯·布罗德（Max Brod）焚毁其所有遗稿、日记、书信甚至速写的根本原因。卡夫卡活过（“只有生下来的才活下去”），写过（认识自己），一旦死亡降临，作品便成为“它者”而不具意义，“缺乏存在的理由”。

无论“卡夫卡学”在苏联和东欧的学院与文坛引起多么喧嚣且正负趋于两极的评价争议，也无论卡夫卡的作品如何被西方知识界和文学圈尊奉为“现代主义”的奠基者或启蒙师；在卡夫卡那里，一个关键性的字眼为后世轻忽省略：“普洛克拉斯特斯的床”，它意味着作品对材料注定了的无赦的酷刑。无怪乎天真的詹努克认为“如果用德文写一本捷克史，一定能增进两国之间的了解”的时候，卡夫卡猛挥手，不表同意。当詹努克进一步反驳：应该让德国小孩一进小学就学习简单的圣经故事、“犹太民族的一部分的历史”的时候，卡夫卡的答复是苦笑，以及——

就是这样！犹太人的历史变成了童话故事，小孩子长大后就把它和孩提时期一起遗忘了。

“更不料能流传至今”

现在我们离开卡夫卡——同时带走他所无法绾解的矛盾，来到另一座（如果卡夫卡来得及发现的话，亦必以此名称之）迷宫。中国的笔记丛林，一个大材料库，一个波赫士（Jorge Luise Borges, 1899—1986）倘若涉足，势必称之为“巴比塔图书馆”（按：波氏短篇小说名The Library of Babel），而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 1923—1985）如果光顾，亦必称之为“开放式百科全书”的迷宫。非常之卡夫卡。

这是中国叙述学（Chinese Narratology）的心脏。基于一切可能的谬误或轻估，这座迷宫历经两千年以上的岁月累积，自然而然地浮现在中国正统知识疆域的边陲地带。所谓“一切可能的谬误或轻估”，指的是这一类为数不下一千万卷的“作品”从来就是以“材料”的身份和次要地位聊备一格地尘封在历朝历代乃至于今岁今朝的图书馆之中（按：另见本书《随手出神品》）。也正因为中国的权力/知识机制并不重视这一类的“作品”，是以“笔记”写作这件事（自卡夫卡式的谦逊观之）便未曾像主流文学作品——如诗、词、曲、赋、应用散文或骈文……那样被赋予“普洛克拉斯特斯的床”那样的美学绳墨、道德规矩、实用功能乃至于淑世精神。至于笔记的作者，往往也以抄书者的姿态面世，他们为这些“材料”命名为野乘、家乘、杂记、杂录、纪闻、纪实、外史、小史、琐语、屑语、戏志、偶谈、识余、邸抄……诚如胡适生前在台湾大学演讲所谓：“著作既非谋利求名，更不料能流传至今。”

此一在“艺术转化”上也好，在“现实功能”上也好，皆取姿甚低的笔记写作无意间体现了我所谓中国叙述学的重要精神：降低“写作”意义（包括作家及身可享的名利及作品流传可久的影响）使之趋近于俗见之“材料”的精神。在这里，炼金术的神话全然不存在。

胡适在同一篇讲稿中如此提到：“笔记小说极有历史价值，可补正史之不足，以供在消遣中而达研究史学之目的。”这固然是一位重视历史真相发掘的学者（在当时）十分具有洞察力的见解，然而，这仍是站在一个史学家的立场上必欲天罗地网、搜求边际知识，以“补正统”之不足的疾呼。

如果从一个文学家——尤其是有感于“现代中国小说其实绝大多数只是用汉字所凑成的西方小说”的小说家的观察来看，笔记这个传统其实恰恰示范了一种“更不料能流传至今”的思想。是的，一个示范者未必有心虑之、有意探之的思想。简而述之，这个思想——遗憾的是卡夫卡来不及找到——其实是写作者透过一种趋近于零的低度书写方式，一种近乎“格物”的方式，在叙述材料的过程中发现、寻觅、认识自我的方式。是否能“补正史之不足”？一点儿也不重要；它是材料本身的哲学。这个哲学的核心问题将在作家向世界、向自然、向“他的时代”展开抄袭行动之际逼近，使作家不至于被炼金术士“艺术转化”的神话所迷惑，而此一核心问题是：我为什么对这样的材料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