谵妄的执迷（第3/4页）

此一掌握能力的来源之一，用契诃夫自己的话说，可能是“我的体内流着农民的血，所以我对农民的德行毫不觉讶异”。此处所称的“德行”，绝非那些理想主义气质浓厚的贵族子弟如托尔斯泰者流那种纲领式的怜悯、同情与一视同仁的博爱所揄扬的正义、美好而已。契诃夫之所以慨言俄国的“事实过于贫乏而议论过于丰富”，正在于他眼中的农民、囚犯以及更广大的受苦民众不只是善良、淳朴、受欺侮、遭迫害的；他们同时也是愚蠢、无知、甘于卑微、无能反抗的，像伊凡那样的蛆虫一般的。也正因为比强调“不抵抗主义”的“托尔斯泰主义”多了一层对立面的理解，契诃夫才会留下这样的铭言：“对痛苦当以悲鸣和泪水回应；对卑鄙行为当以愤慨还报；对丑行当投之以厌恶。”（见小说家郑清文译《关于契诃夫其人及其作品》，《可爱的女人》，台北志文版，页十六）从这一段话可以得知：契诃夫对耽溺于自卑的小人物的嫌恶不亚于他的同情。在充满“时代巨轮”辗痕的19世纪末流行思潮洪流中，这样的嫌恶很可能被当作欠缺道德或思想的表征、欠缺主义信仰的表征、欠缺怜悯、同情与爱的表征；这样的嫌恶需要勇气。

参观一下这间病房好吗？不、住进来！

契诃夫在《小公务员之死》发表十年之后（1892）创造了另一个伊凡·德米特里；只不过这一次的伊凡不姓“蛆虫”，姓格罗莫夫，他是一个苍白、清秀、愁苦、乐于助人、“显现文化修养”以及“眼睛射出热情而健康的光芒”的年轻人，因患有被迫害妄想症而和另外四个疯子一起住在六号病房里。《第六病室》，一部和《没意思的故事》差不多篇幅、在契诃夫的千余篇小说中属于较长的作品。这一个伊凡正是契诃夫的化身，正如另一角色安德烈·叶菲梅奇·拉京医师是托尔斯泰的化身一样。《第六病室》表面上的故事——安德烈医师如何服膺“托尔斯泰主义”的道德精神而终至为人构陷而被褫夺职务，打成病号，终至受虐而死——其实乏善可陈，契诃夫此作无非是要借由一个被视为精神病患者（伊凡/契诃夫）的谵妄来指点甚至责备贵族学问家（安德烈/托尔斯泰）的哲学信仰和宗教情操。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第十一、十二节。病房里医生和患者的一次讨论机锋之后，患者表示：“我认为我在各方面都比您高明，比您在行，您不配开导我。”医生则以为：“我多么厌恶那普遍存在的狂妄、平庸、愚钝。我每次跟您谈话却又多么高兴！您是聪明人，我感到跟您在一起很快活。”（以上第十一节）接下来，安德烈“开始发觉四周有一种神秘的气氛。杂役、助理护士、病人等，一遇见他就用疑问的目光瞧着他，然后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这段描写无疑在暗示：安德烈果真受了伊凡的影响，有了受迫害妄想症的征状——然而，且慢！这究竟是医师自己的谵妄？抑或也仍是客观事实的一部分呢？非仅此也，安德烈还开始用种种暗示“劝人戒酒”，“无缘无故建议他（同事霍包托夫）服用溴化钾”。

溴化物、巴比妥盐和酒精会引起短暂的兴奋，这已经是现代精神医学上的一个常识。这种征状在表现上和谵妄并无二致：人的警觉性降低、丧失判断力、多话、疲倦、震颤发抖以及自主神经系统的过度活动（瞳孔放大、心跳加速、汗量增多）乃至知觉障碍等等。那么接下来的情节再可预期不过：六号病房总有一角在等待着安德烈·叶菲梅奇·拉京医师，这位高贵的学问家此后可不是来巡房参观的，他终将体验什么是“真正的生活”！

始终坚持面对事实、面对真正的生活的契诃夫在中期以后自然不会“用莫名其妙的死亡结束莫名其妙的疯狂”，他的手法脱离了喻此指彼的超现实象征，故事也就不会安排欧莲卡去卧轨；可爱的女人更巨大更深切的悲哀是：活在自己的执迷之中，无法遁逃。生命对她而言正是一个连出去散散步也不允许的六号病房。契诃夫式的写实主义与托尔斯泰式的写实主义的基本分野便在这里：契诃夫并非更多更细地掌握了客观现实或人生真相，而是他花了更大的力气去控制自己对道德或宗教的执迷。于是他才能看见卑微小人物之所以卑微的原因，以及高贵学问家堕落于“议论过于丰富”的底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