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太阳了（第3/3页）

尽管早于奥威尔，扎米亚京却也不是第一个将性爱冲动（D-503追逐寻访I-330的内在动机）当成对蹠于政治钳控力量的小说家。但是，扎米亚京舍弃了这种简单、枯涩且浅薄的比拟映照，宁可进入D-503那冲动的内在，寻访动力的源头：一束来自太阳（自然）的、温暖的、不驯的、即使照在“老太婆的膝盖上”也发出黄金之色的阳光。而阳光在D-503的“单一国”里，原先一直是被调节过、失去本身色泽层次的东西。扎米亚京没有用阳具“将党捣得粉碎”，在真正的小说家眼中，党或党所代表的政治、道德、邪恶的权力等等都太渺小，不值得以阳具捣碎之。

小说家看见的是……

20世纪以降，信仰“小说反映社会，反哺人生”论调的创作者和批评者常以帝俄时代的伟大小说家为嚆矢巨擘，且舍之即非小说艺术之高峰。这一类的论调尝多以小说中所揭橥的信仰、所展现的悲悯：所输布的关怀、所维护的正义为小说美学甚或境界的准绳，实则无异于缘木求鱼、刻舟求剑了。

扎米亚京入狱前一年，契诃夫逝世，得年四十四岁。早在契诃夫二十八岁的时候所写的《灯火》结尾处便曾强调：“世事一无可知。”在他的一封信里，也清楚地表示：“艺术家不应当自己作品人物的裁判官，应该作个公平的证人。”“写东西的人——尤其是艺术家，应该像苏格拉底和伏尔泰所说的那样，老老实实地表明：世事一无可知。”

世事一无可知。这可不是一句什么含混的话，也毋须以谦逊标之签之。小说家若能三复斯言，当可以串证扎米亚京那番“狂人、隐遁者、异端者、幻视者、怀疑家、反抗者”的话，这些人的作品仅仅能以这些人的作品自律，这些人也同样丧失了“律人”的资格。小说家的主体性与自律性既是同步的，也就不至于在勃起时还想将哪个党捣得粉碎。否则，那主体性便是虚矫的、伪善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给米海尔的那封信上还这样写着：“我身体里面还有着我的心，以及同样的肉与血。也能爱，能受苦，能希望，能记忆，而且这毕竟是生活。On voit le solei（看见太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