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太阳了（第2/3页）

如果小说是一种生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生之中充满了不幸。新的判决改判他在西伯利亚鄂姆斯克监狱服四年苦役，期满之后又被分配到步兵团干了六年小兵。从1850年到1859年，只勉强完成了《死屋手记》；然而他也是幸运的——其中之最是他没给真的绞杀掉，而且，当死亡逼近切身之际，他从篷车窗口忘我地看见了生活。

那不是小说家自己行将就戮的下场，而是一群好事的陌生人（多么平庸而幸福的人们），去向米海尔报知一个死讯。临窗一瞥之际，我们的小说家似乎“看见”了他人的生活。那情景在当下自然是虚拟的，可是正因“众人前去报死讯”是虚拟的，小说家在那个当下便没有被迫近的死亡威胁而屈从；虚拟的“众人前去报死讯”、虚拟的米海尔伤心欲绝……占据了小说家的思绪，将他和真实的临刑处境阻绝。我们不必过度解释或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死亡时多么无惧或无畏，反而得以在他幸免于难之后这段不经意的溯忆之中发现：是一个小说家的视野——虚拟的事件，打开一扇越过死亡的窗口。

我们听惯了文人吹嘘自己对文学的热爱不亚于生命，以及写作即生活这一类的话。然而，如果小说可被视为一种生活，它就不得不拥有超越一切宰制（道德、风俗、意识形态乃至于诸般凌驾于其上的指导权力）的主体性。1922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后三年才出生的俄国作家萨米尔钦在《新俄罗斯散文》中写道：“艺术必须是自律性的，而真正的文学只能由狂人、隐遁者、异端者、幻视者、怀疑家、反抗者产生出来。”

扎米亚京（E.I. Zamyatin, 1884－1937）在20世纪初叶参加学生运动，成为反帝俄体制的布尔什维克，也曾遭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近的命运：被捕而后流放。然而，未曾几何，1920年到1921年，他以异端者、怀疑家的角度，写下了《我们》这部小说，却又成为斯大林时代的政治受难者。《我们》直到1988年才正式解禁出版，前此除了以手抄本形式在前苏联境内流传之外，还有英、法及捷克文等版本。其间，这个世界上很大一部分的文学人口并不知道：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其实在种种规模上（包括角色、情节、处境以至于关切的课题等等）都有蹈袭此书（或者“向经典致敬”）之嫌。然而，《我们》与《一九八四》这两本书确乎有着极重要的分野。这个分野标记着小说是或不是一种生活。

吻一个丑老太婆的嘴

扎米亚京的《我们》里，描述了“单一国”开发宇宙的“整数号”太空船建造总指挥D-503这个主人翁被异性的启蒙者（诱惑者）I-330带引，进入一个和整个理性化、机械化、数学化、宰制化的国家环境格格不入的世界，也就是保存着自然状态的“古代馆”。甚至还经过“古代馆”的通路，来到“单一国”的围墙（“绿墙”）之外，见识到所谓的大自然。

不言而喻，“单一国”正是二十多年之后出版的《一九八四》里的大洋国，D-503正是《一九八四》里的温斯顿·史密斯，I-330正是茱丽亚。

《一九八四》叙述温斯顿和茱丽亚在榛树林里偷情。点缀其间的田园景色是温斯顿梦寐思之的桃花源。奥威尔没有忘记替这里添上一只画眉鸟，歌唱着男女主角含蓄动人的性爱前戏。可是端在此际，奥威尔按捺不住地替温斯顿解释了这一幕欢愉：“不仅是个人的爱，动物本能式的肉欲放纵，就会将党捣得粉碎了。”然而，这也是一段将小说捣得粉碎、将生活缩减入政治底部以至于无形的叙述。

在扎米亚京那里，D-503在“古代馆”门口看见一个老太婆，他向她询问I-330的下落，对方告诉了他。接着，他看着老太婆脚边一丛“史前状态很仔细地被保存下来的银色苦艾草”。老太婆摩挲着艾草叶——“她的膝盖上照着阳光，形成黄色的条纹。于是一瞬间，我、太阳、老太婆、苦艾草、黄色的眼睛——这些全部合而为一，我们牢牢地被某种血管连接在一起，在那血管中，流着一道共通的、狂暴的、了不起的血……/现在要写在这里的一件事让我非常难为情……我屈身下去，在那覆满皱纹、就像长了柔软青苔的嘴上深深一吻。老太婆擦了擦嘴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