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语言的遗体上（第2/3页）

改了个句子，变了个世界

小学老师给学生做造句练习，出的题目是“如果”，一个学生挨了骂，他的句子是：“牛奶不如果汁好喝。”这是一个大胆的句子——它顽皮，不规矩，未能吻合惯见的文法，却巧妙地拆解又重组了文字意义的可能性。比起其他的小学生郑重其事的“如果我考100分……”，这个句子的作者对文字的组装的确别具细心，因为它绝不只是“我手写我口”那样漫不经意而已。鲁迅的“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亦然。《秋夜》篇首这“一株还有一株”的枣树示范了白话文学运动发轫之际的一种独特要求：作者有意识地透过描述程序展现观察程序，为了使作者对世界的观察活动能够准确无误地复印在读者的心象之中，描述的目的便不只在告诉读者“看什么”而是“怎么看”，鲁迅“奇怪而冗赘”的句子不是让读者看到两株枣树，而是暗示读者以适当的速度在后园中向墙外转移目光，经过一株枣树，再经过一株枣树，然后延展向一片“奇怪而高”的夜空。

白话文在彼一时期作家的笔下洋溢着新鲜感，具有巨大的、得以成功地复写整个世界（无论外在或内在世界，恐怕也兼容客观与主观世界）的能力。多多少少，他们也都相信：从一个句子到一篇文章——即使是一部“应该”以说故事为“本务”的小说，都不可放弃那个“复写整个世界”的责任，都必须透过描述程序展现观察程序，都在告诉读者“看什么”之外还暗示了他该“怎么看”。一个在造句练习上挨了骂的小学生心里犯着嘀咕：你为什么不能用我的方式看待这个句子呢？更何况牛奶本来就不如果汁好喝呀！我们该怎样安慰这个孩子呢？告诉他：“别沮丧，鲁迅也挨了不少骂呢！”

在白话文的实验场上

作为语言实验场的小说其实带着几分尴尬。这样的小说正聚精会神地锻炼着如何复写世界，如何使平凡大众体会一种观察世界的方法，如何驰文骋字而得以成就一套崭新的美学；却也在同时，它向诗抢执照，向散文借妆奁，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内容：“这时正是日午，所谓午阴嘉树清圆，难得在一个山上那么的树树碧合画日为地了。真个的，在这个时候，走出鸡鸣寺之门，弥天明朗在目，千顷浓深立影，有一个光阴不可一风吹的势力了。茂林秋蝉嘶鸣，反而不像在这个画图以内，未越浓淡的分寸，令人在一个感觉里别自谛听了。”

这是废名所写的《桥》里的一个段落。这部小说分别发表在《新月》、《学文》等刊物上，每刊一则，便订定一两个小回目。前引的这个段落的回目叫“荷叶”，叙述一男二女三个主角（小林、琴子和细竹）走访天禄山鸡鸣寺的一程游踪。整部《桥》当然可以视作《红楼梦》的民国版，小林没有贾宝玉的众香国，而一程一程的游山玩水兼谈玄论艺则丝毫不失大观园式的诗文獭祭。废名努力地描绘风景，努力地抒写情思，努力地借角色之口表述空灵幽远的格调或韵致，套用废名自己在作品中的语句，可以说是“听得空空洞洞的言语，简直染了一点实在的忧愁”。这样的努力，不免惹得“载道”派的批评家瞋目以斥，毕竟周旋红粉、玩弄风月是多么雅不可耐的呻吟。然而，天真烂漫的废名与对立面上那位世故深刻的鲁迅对讲究小说修辞这桩事体的重视程度，其实并无二致。基于作家相信白话文的伟大功能，小说在彼一时代一方面显示了活泼生发、百花齐放的表现自由，一方面却也在令人目不暇给的修辞实验里被诗化、散文化乃至散文诗化了。

受到惊吓

可是，有哪位小学老师曾经规定过：小说不可以被诗化、散文化乃至散文诗化呢？白话文运动倏忽起落的半个世纪之后，小说家的确写不出这样的对话：“它（蝴蝶）们到了园里，树上的小鸟儿都要唱歌接驾。”（凌叔华《疯了的诗人》）也写不出这样的独白：“他见到种种的不平，他要追究出一些造成这不平世界的主因，追究着了又想尽他一个人的力量来设法消除，同时他对于他认为这些主因的造成者或助长者不能忍禁他的义愤，他白眼看着他们，正如他们是他私己的仇敌——这也许是因为他的心太热血太旺了的缘故，但他确是一个年轻人，而且心地是那样地不卑琐，动机又是那样地不夹杂，你能怪着他吗？”（徐志摩《珰女士》）之所以写不出，恐怕跟它们是不是诗化或散文化的句子无关，跟它们是不是规矩、吻合文法无关；之所以写不出或不屑于写出这样的句子，却是因为白话文运动时期所建立起来的小传统——那个当时紧密靠拢着诗、靠拢着散文、试图透过描述程序展现观察程序、讲究修辞各种可能性实验的小传统已经死了。那是一次无声息、毋须缅怀追悼、不必惋惜感伤的死亡，就像小说曾经死亡过许多次那样。我们向所谓的五四告别，向所谓的30年代挥手，自兹而去，去不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