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第3/4页）

或许是传承了“光明之城”巴黎的理性主义传统，面对爱妻已逝这一现状，他有时表现得相当理智。以旁观者的眼光分析自己的剧痛，他很快就明白了恐怖袭击不是自己的痛苦根源：“原本也可能是一个蹩脚司机忘了踩刹车，一种恶性程度相对更高的癌症，一个原子弹，唯一重要的，是她已不在了。武器，子弹，暴力，这一切都不过是舞台上的布景，真正上演的，叫失去。”

他知道，他的痛苦和他的历史终将被世人淡忘；即使是他本人，也终将与这彻骨的悲伤告别。他因此有一种记录的紧迫感：“这悲伤，犹如一段短暂的爱情，一段毁灭式的激情，它终将成为往事。……我拥抱着它，将它紧紧揽在胸口。但我知道它已离我而去。”

但他又不是理智至上的“冷血人”。他会把道理放在一边，他想投降，想爬到床底下躲起来，他放纵自己去细细体味灵魂每一缕忧伤的抽搐。

安东尼希望他的忧伤是“纯粹的，超脱一切物质约束”。他以为“如果有一天月亮消失了，那么大海会退潮，不让人们看到它在哭泣。风将停止飞舞。太阳再不想升起”。他无法接受这个世界像被读取的计数器般继续运转。

本书所记录的幼儿园的妈妈们充满母爱的小菜罐、邻居和素不相识人们的关心、他苦心预备展示给众人的微笑，无不令人动容，但最直抵读者灵魂的，应该是他“将恐惧与美好同时拒之门外”的对个人痛苦的封闭。即使这样的封闭多少显得有些自私。

一个人在痛苦的时候，与社会的关系是充满矛盾的。他会既依赖来自外界的慰藉，又想以竭力逃避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安东尼没有掩饰这种人与社会之间微妙的摩擦。他甚至这样描述心理援助人员：“我感觉他们想偷走我。他们要拿走我的痛苦，敷上配好的药膏，再给我时，痛苦已变质，没了诗意、美感，平淡无味。”

所有没有选择、只能活着的人们无法用语言描绘的内心世界，被安东尼用他的笔和泪一点一滴地勾画出轮廓，这本书因此也教会了我们如何直面失爱之痛——“我们无法医治死亡。我们满足于将它驯服。”

四

可是，走出失爱之痛需要多久？

书中没有答案。

这本书是否能够改变安东尼的人生？

谁也无法预测命运。

在最近一次接受的媒体采访中，他说：“是时候该出去找工作了。我得养活我的儿子。”

五

安东尼最近一次公开发表的文章是在法国《世界报》上，在今年7月14日法国尼斯遭袭后的第三天：

我再也无法忍受蜡烛的气味。它令我想呕吐。在尼斯、巴黎、奥兰多、伊斯坦布尔、布鲁塞尔，每个他们播下死亡之处，上演着同样的场景。同样的肖像被挂起。同样的鲜花被摆下。同样的蜡烛被点燃。而这刺鼻的蜡烛令我嘴里有血滴的味道。

我原以为自己已没有足够的泪水。我原以为最坏的已过去。我原以为自己可以习以为常。我错了。每个新的恐怖袭击都让我泪流满面。他们曾经是男人、女人、孩子。他们曾经也有想法，有恐惧，有欲望，有生命。他们死了。而我们点燃蜡烛。

要对抗全速行驶的卡车、填满积怨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和随时可引发的爆炸物，一枝蜡烛的力量太微不足道。但是，它却比所有他们能够使用的武器更有威力。因为，假如有一天，别人的死令我们无动于衷，我们不再点燃蜡烛，那么我们就成了他们。

我们不怕死。但要战胜死亡的恐惧，我们首先必须在生命面前因害怕而颤抖过。那么，让我们害怕死亡拥抱生命吧。次日，我在窗台上点燃了一枝蜡烛。今天它仍然燃烧着。它让我回忆起恐惧、憎恨与消沉的气味。它提醒我活着的迫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