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第9/16页）

记忆中我在栾川没见过父亲。跟着母亲也不是形影不离，那是剿匪最紧张的年月。父母亲都忙极，我经常是“叔叔们照料的”。父亲晚年，有一次我问过他：“你平生最凶险的时期，是不是在昔西无人区？”父亲笑了，说：“和日本人打交道，很简单，他在明处，我们在暗处，不要被他捉到就是胜利。和国民党打仗也简单，他们的兵根本不能拼刺刀，手榴弹一响，说明战斗要结束了。栾川剿匪复杂凶险，打入我们内部的土匪，假投降的，收编之后又反水的，在我们内部搞投毒，暗杀的……得时刻警惕……”父亲的情况如此，母亲的身边情况大致也应差不多。她虽然不能时时照料我，但她“看”得我很紧，总有“叔叔”在我身边的。母亲也随身带枪，有时她还骑马挎枪下乡。那时全国尚未解放，但大形势胜利已成定局。我看母亲总是英姿勃勃的，“很势派”，因为没有什么女同志，她很“抢眼”，带我的小战士经常指着我向人介绍，“马股长的儿子，调皮捣蛋极了。”然而我怎样“调皮捣蛋”已全无记忆。父亲后来告诉我：“你那时胆子大，部队集合开大会，你就在战士队伍里钻来钻去，从这一列钻到另一列，人们都问‘这谁家的孩子’？”因为随军的小孩也就是我一个，我很受战士们的喜爱。伙房里“改善生活”杀猪，猪尾巴总是留给我，有一次肚子疼，一个老兵把一颗子弹头卸下来，倒出里头的弹药给我喝，“喝下去肚子就不疼了”——真的，这东西能治肚子疼且立竿见影，至今不明其理。

栾川凶险，当时杀机四伏。我虽然小，也能听懂他们的只言片语，有时是说哪个乡被土匪夜袭洗劫；有时说某某人又反水投敌；有时甚至说“县城已经被包围”。前线不知道在哪里，但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打断了腿的，打掉了脚趾的，打得胳膊血肉模糊的，还有一个被割掉耳朵的……有时公安局摆得满院都是，供应开水的大锅就支在公安局大门前的空场上。母亲每天晚上回来，点上灯第一件事就是擦枪——我自己当了兵才知道，枪如果没有开火，是不必每天都擦的。她的枪是一把“双笔剑”，我也是听她和另一个叔叔对话才知道的。

“今天缴了一把，比你的这个好，烤蓝都是新的。”那叔叔说，“马股长，给你换一把吧。”

“不用。”母亲说，“我用惯了，它（枪）就听我的。”

……摊开一个黄布包，把零件拆下来，再打开鸡油（机油）瓶子，活泼泼的小黑鱼一样的零件在她手中跳动着，沐浴擦洗，不一会儿便又重新组合起来。这几乎是每晚必见的一个镜头。我只是奇怪，那些当兵的也擦枪，破布烂线油乎乎脏兮兮的乱七八糟，而我母亲的“擦枪布”总是有条有理，看上去要干净很多，每次擦完，她还要重新叠好，利利索索再包好。擦完枪，她会到床边看看我，用手逗我一下，然后取纸取笔，去写字了……

沿西厢房向北过了第二进院子，第三进院子没住人，是个破仓库——我今天回忆起来，仍是十分惊异。这进院子没有门，更没有锁，所有“缴获的”战利品都垛在这里敞着，似乎是没有人看管，但也可能有人看管，只是不看管我而已。至今想去仍觉得惊异——这里有许多枪，品类极杂也很破旧，从“汉阳造”到三八式、冲锋枪、破迫击炮筒、“老土桩”、宽背大刀、匕首、长矛……所有物件应有尽有，还有请神用的黄幢、黄幡、黄罗伞、黄幔、香炉、铜佛之类，是迷信用品。这也还罢了，另有几个箱子靠墙根，围栏可一越而过，里边全是银圆，箱上垛的麻袋里也是银圆，散落在过厢走廊的尘土里。还有一些黑中泛黄的东西——我问了母亲，那是“大烟土”。我从里头取出过一块银圆，学着街上小朋友（他们当然是铜圆）用银圆背儿往墙上砸，看它能反弹多远。但母亲当晚就收走了——她每天都要掏一掏我的口袋，弹弓呀、小刀呀、铁丝呀，她认为不安全的东西全部扔掉。现在回想起来，这些缴获的战利品就那么几乎露天地堆放，真的不可思议。按现在的思维去想，公安局只要有任何一个人“想发财”就能立即像气球一样膨胀起来——那实在是没有账目也极粗于管理的巨大财富——这真不可思议，大家的心思都不在钱上；共产党就要得天下，“改朝换代”的节骨眼，人们的兴奋点与金钱毫不相干，全都扑在事业上——公安局内外从伙夫到马夫，工作人员挎枪匆匆来往，没有一个人向那破仓库看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