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第8/16页）

这是舅父的“投奔姐姐记”由我来撰述：其实就是“投奔革命记”的另一仿本。

但是我敢说，母亲的见识还达不到我们今天的认知水平，只要“阶级斗争为纲”，那片阴霾在全中国就始终是一种正统权威的“太阿之柄”，在哪里都一样，只要你额角上打着“阶级烙印”，而这烙印不是党旗那样红得纯正，有杂色，达摩克利斯剑就始终在你上空悬着。

1965年我的母亲病故。在她的墓碑上写着曾任的职务，最高是“区妇联主任”，但是父亲的《投奔革命记》，还有舅舅的回忆，都明明白白是“昔阳县妇救会主席”——一点也不用怀疑，她是在这个职务上入伍的，她和父亲一样往下降，到栾川县公安局做锄奸股长，而后又改做侦察股的股长，她从来没说过这件事，我也从来没有感到她有“受委屈”的心情。和父亲简直一模一样：职务高低没关系，只要心情舒畅（不挨整）就行。二姨夫吴可纠比她资历老，四姨夫凌振中也是1945年初的八路，二姨她操心可能较少，三姨和舅舅，她的关怀是带着母性那样的深沉的。

三十六计走为上，父母亲都是懂一点辩证法的。历史的政治造成的环境，昔阳不是他们施为的战场。走才能有变数，才能有运动，“走运走运”，不走就没有运。世界上的事永远是这样：比如国民党树倒猢狲散，猢狲们走到台湾美国，肯定比留在家里等镇反等各色运动要好点。可是，我认为，父母亲命运不好，走的圈子还是小了点，而且没有重要人物的帮助。他们脱离了地震区，却没有走出雷雨区去。

但是，舅舅和妈妈终于走进了伏牛山，走进了栾川县城。

你打开地图看，这里全是山，县城在伏牛山腹地。我随母亲和舅舅过了黄河，和父亲部队派去接她的小分队接上了头。我当时才不足三岁，所有的记忆都是模模糊糊的。现在又历经了半个多世纪，那山是什么形态、水又是怎样的流淌，像隔了一层毛玻璃，有一点影子，但“焦距”是无论如何对不准的了。山川街巷，有点像小时候看的“拉洋片”，跳动着倏尔变幻图样。但我不能全然忘记，因为从过河到栾川，我确实已经“记事”了。这是我随母亲初度人生的珍贵经历。

现在据理推想，我们过河的地点当在风陵渡。天寒、雪大、风急、浪高，我被裹在被子里上的船，舅舅那时也只是个十六七岁的孩子，抱着重重包着的襁褓，大船的桅杆在我的视线里，高高地矗着，摇晃着指向绛红色苍暗的天空。我至今都不能忘掉那冷，雪花大片大片地在船帆的暗影下迅速地飘落。黄河的涛声夹着风啸声，船工的号子声，还有不知什么东西拍打船舷的啪啪声，搅得满船都是淆乱的声息。雪花有时飘落在脸上，还有黄河的浪花，有时也会有大滴的水溅上来，我觉得比雪还要冷。我哭了。

舅舅拿我毫无办法，只是不停地拍打那大大的襁褓，说：“俺孩不哭，啊？俺孩听话，啊？人家船上不让哭，啊……俺孩乖……”但他的话一丝不能感动我，母亲在旁说：“不要哄他了！”她凑到我面前，说，“再哭就把你扔进黄河！”但我不能理解她的意思，“哇”的一声哭得更为嘹亮——这是我能忆起与母亲最早的“对话”。其实，母亲生我满月之后，便返回了县妇联去工作，我被送进了她娘家——王家庄——觅请了一位奶母。风陵渡上，她对我还是陌生人，我不理会她的威吓，是很正常的。

我很快就习惯了母亲，也习惯了她的习惯。我明白了“大人们都在打仗”。因为无论开会、集合，公安局和军队无甚区别，都列队。吃饭时架枪，显得很紧张。但叔叔们似乎没人紧张，集合就唱歌，这使我很新奇：人“说话”还有这么好听的声音？战士们闲了就擦枪，一边擦一边哼曲儿。我就在那里扒着石头凳子瞪着眼睛呆看。栾川县公安局设在一个很大的四合院，不止一进，院落很深，母亲就住在第一进院的西厢房里，前面庭院是几株梧桐树。出了大门一片空场，大约是打麦场，场西北是几株高大的梨树——西厢房背靠院外，是大山，长着茂密的杂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