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第7/16页）

马翠兰同志二十二岁参加革命，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伏牛山剿匪斗争，镇反、土改等革命运动，一贯与群众同甘共苦，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搞政法工作后，办案清正廉洁，刚正不阿，不徇私情，虽然身体长年有病，但很少度过假日。一次审案时，因妇女病，鲜血流到脚上晕倒在地，手腕骨折后因没及时住院检查，错位固定，造成终生残疾，却从未要求过任何残疾福利待遇。

1946年南下工作团有一个同乡路过左权见了翠兰，事后反映说翠兰是地主。她戴上这个不相称的帽子渡河上伏牛山，出色地完成了剿匪反霸任务，直到1952年昔阳来信才平反说是中农错划。虽遭不白之冤，但翠兰从来也没有埋怨过党组织。1958年在邓县工作，拔钉子时被停职反省，有几个骨干分子，没经本人写了不符合事实的结论材料，但她理直气壮，拒不签字盖章。两年以后经过复审，事实证明翠兰没有断过一件冤假案。病危中看到了对她的正确评价，翠兰不禁失声痛哭，1964年在病中仍参加了四清运动，病中组织上减了她的工资，她泰然接受。临终前，翠兰虽不能写，但她用不清楚的语言，让丈夫文明代笔写了回忆录数篇。

马翠兰同志参加革命数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不愧为刚烈的巾帼英雄，优秀的共产党员。

痛惜其刚逢盛世，却因积劳成疾，溘然而逝，铸成千古憾事。而今国泰民安，万业皆兴，忆起巾帼累累业绩，常使活者热泪沾巾。痛惜之余，后人当继翠兰未竟之事业，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

这是1944年发生的真实故事。母亲不但自觉情愿，而且冲破种种阻难，夜半破门，独行太行去奔她的理想之地。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自愿上梁山的唯李逵一人，何况母亲是个年轻少妇！这件事是如此的巧合。那位把母亲当作奸细抓了、又和父亲联系使夫妇见面的同志，以后也调到邓县公安局，还有王汝成，也到了南阳。几十年后又重新聚合在一个新的阵地共同工作，也是一种颇有意味的温馨事。

按照命相学，舅舅是我命中第一个贵人，一见面他就救了我一命。母亲过河是1947年的严冬。但我想，也就是初人严冬吧。因为到了正月，整个黄河都会被冰封掉，冰层不厚时，行人也走不得，船也行不得。我的舅舅当时在武安工作，母亲可能觉得这是他入伍的好机会，就写信给他，把路途日程说了，嘱他“赶上部队，跟我过河”。

但舅舅接到信，计算时间，已来不及到母亲出发地会合，他毅然决定由武安人太行，插路直奔黄河，到那里寻找母亲，舅舅告诉我，那年他十五岁，事实上什么也不懂。因为当时南下部队很多，都要过河，部队征用的都是胶皮轮的大车，他也不问路，就顺着这种车印直向西南。

天气极冷，漫天下着鹅毛大雪，但舅舅参军的心情可说是焦急，昼夜不停地赶，居然有这样的巧合，他赶到黄河岸，母亲抱着我，正准备上船，眼睛看着大道，望眼欲穿地等着她的弟弟。正焦急张皇间，舅舅满身是雪从大道上跑向母亲，张着手呼喊：“姐姐！我赶上了！”接着姐弟两个在雪地里又跳，又笑，又哭。舅舅又问：“解放呢？”母亲忙打开重重包裹的棉大衣、被子、小褥子，一边笑着说：“解放，你看谁来了，你小舅！”话未说完，她愣住了，原来我被“包裹”得过紧，捂昏了过去，已经人事不知，脸色已经青了，呼吸也没有了。于是，随船的卫生员、母亲、舅舅一起对我施救，又掐人中，又施人工呼吸，二十分钟后，我哇地放声大哭，众人才放下心来。

姐弟二人悲喜交集，在太行山下，严冬的黄河中抱着我南渡。漫天的飞雪从天上，从太行的峡谷中疯狂地飘落直坠，或成团、或片片絮絮，亿万只白蝴蝶般投向苍茫混沌的河面。他们的心情自然很激动，因为他们认为前途非常光明远大，而从此可以不再理会笼罩在家庭上空那片驱赶不散的阴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