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第6/16页）

和尔凌的母亲也是穷苦人出身，曾得到过文明家的恩助，六岁时因灾荒随父到岭西讨饭，后来她嫁给一个姓和的男人。文明参加革命后，一次随队伍到这一带驻防，恰巧就在和家吃饭，和妈妈听文明的口音，不由得勾起思乡之情，于是就问：“你是哪里人？”文明说：“我是铺沟李家庄人。”和妈妈又追问：“你贵姓？”文明笑着说：“我姓凌。”和妈妈听后惊呼道：“哎呀孩子，我也是李家庄人，姓凌。”老人失声痛哭，把文明紧紧抱在怀里不放，刨根问底地问个不停，这才道出了她和文明家以前的关系，文明于是认了和妈妈为“姑姑”。

翠兰到了这个陌生的姑姑家，姑侄俩真是亲如母女。姑姑说：“俺孩可受了罪了，来找文明投八路军又遇了这么大曲折。不过你的福气大，总算找到了共产党八路军。”她回忆了前不久和文明巧遇的情况又说，“这下子好了，不久你们就会见面的。”翠兰听罢，一头倒在姑母的怀里哭着说：“在这里虽吃得不好，但心情非常愉快。”当年翠兰只有二十二岁，由于苦累过度，却都说她像三十多岁。有人还说风凉话，哪像文明的老婆，真像他妈。她听了也不怨人，只感到这样更安全。

大约有半个月的样子，十余个挎着枪的人带着文明的信件来接翠兰到昔西一区，这才与姑母洒泪惜别。因为晚上要通过敌人封锁线，因此决定下午走。爬山越岭走了整整一个晚上，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到一区里思村。当她见到文明时，他正在开会，只说声：“来了好。”半个小时后会开完了，立刻又转移到了河东村。当天晚上，文明并没有以夫妻接待，而是严肃地对翠兰说：“你是来参加革命的，还是看了我回家呢？”翠兰口气肯定地说：“我就是为了抗日，为了参加革命才来的，说啥也不回去了。”文明说：“革命队伍要求严格，必须经过区委审查了解，并给县委报告。这里比较艰苦，每天都要转移，时刻有生命危险，你受得了吗？”翠兰干脆地回答说：“为了抗日，为了替乡亲们报仇，俺啥都不怕。俺也从来不想着靠你吃饭，家中二老也没有想着拉你回去。反正俺是不走了！”

不久，平西县妇联会主席王喜芬（刘之双大队长爱人）即来信通知，让翠兰到县里受训。到了县里，王喜芬便拿着一把剪刀说：“翠兰同志，把头上这封建尾巴一剪掉，从此你就成为八路军的妇联会员了。”她兴奋地一扭头，只听“嚓”的一声，二尺多长的青丝被剪了下来。这一剪子结束了翠兰农家妇女的生活，宣告了新生活的美好开始。

1944年6月，翠兰被分配到昔西一区当妇救会主任。1945年元月调任昔阳县妇救会主席。这时的翠兰已经不再是一个哭哭啼啼的小媳妇，而是一个穿戴整齐，留着短发，红光满面，出言爽利的八路军女干部了。到了寺上老林沟，一群干部都围上来亲切地说笑，夸她勇敢，夸她有志气。县里开会，区上的干部都来了。岭下区公所曾经抓过她的那位侦察班长田金兰和审问过她的王汝成，一见面就高兴地与她握手问好。李县长说：“没想到文明老婆这样美丽。”翠兰被分配到西寨工作后，由于她不怕吃苦，既能耕会织，又善于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因此不断受到县里的表扬。这年夏天，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7月15日昔阳解放，九月翠兰生了一个男孩，县里的同志说，庆祝昔阳解放，上党战役胜利，这孩就起名叫解放吧。

1946年翠兰调太行三专署高等学校学习，住在左权县十里铺一带。同年十月，文明调野战部队后随军南下。1947年大军过河，翠兰又调长治一二九师留守部队随军学校。

1948年伏牛山剿匪时，翠兰又先后担任了县公安局侦察股股长、陕州公安处干事。1952年洛陕合并，她又担任了陕州公安局副局长。她于1945年任洛阳公安局副局长，1958年调邓县法院副院长，1963年退休，1965年9月25日凌晨四时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