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第9/15页）

但这些书遭到几乎一致的批评：二月河不会写女人。

老实说，书里的故事也有些男女情事，多是根据“资料”，别人讲述书上写过了的，加上自己的心里感觉和想象杜撰而来，因为实际生活中，我和女同学们“没啥”，后来的情形又不可能“有啥”。因此也只好“就这”了。

父亲虽不打人，但语言非常犀利，说出的话像剃刀一样锋利。他自己的模范在那里摆着，得到一家人的敬畏当然顺理成章，不但我们四个子女，就连脾气刚烈的母亲也从来没有违逆过他的意旨。1960年我祖母在邯郸姑姑家逝去，我和父亲赶去奔丧，同时要扶柩回山西安葬。我们在邓县坐了九个小时汽车（那时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火车，汽车速度每小时也就三四十公里）才赶到许昌。父亲令我：“到邮局给你姑父打个电话让他接站。”

可是我还从来没有打过电话，也不知道该怎么用这玩意，不敢犟嘴，也不敢问“到邮局怎么办”。极勉强地蹭进去，交了押金，报了姑父姓名，人家叫我：“坐进电话房等着。”过了一会儿，服务员说：“吕倜电话来了！”接着铃响，“房子”极小，只有六十厘米见方，尖锐的声音震得我心悸，忙拿起话筒，听见电话里说：“你是解放吗？我是姑父。”我没想到电话里人言语如此清晰，这东西好新奇！兴奋得一跳老高，话筒一扔就跑出去，大喊：“爸爸！我打通了！是姑父！”

“你给姑父说了没有？”

“说什么？”

“火车车次嘛！几点钟从许昌上车，几点钟到邯郸，都要告诉你姑父呀……”

“没……有。”

“那你再回去说。”

“我没说过电话，觉得很不习惯。”

“去吧。”

我蹭了回去，心说我已经打通了，就这几步路，你（父亲）就不能去和姑父说说？这是你们大人的事，为什么非要逼着我干（不可）？嘀咕是嘀咕，没敢有任何“表示”，老老实实回去“打了”。事后，父亲告诉我：“你必须独立自主，有能力独立办事。”

他不像母亲那样反复叮咛，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如果这样会如何，如果那样又会怎样。父亲只说：“你去办这件事。”那就必须去，没什么“条件”可讲。他的这一威权，几乎一直保持到最后终结。他生前一些话，尚未办完的事，我们没有想过变通一下。只是在他老年患病，终日为“安乐死”絮絮不停时，我才有“生命就是胜利”的三条忠告。并且我还说：“爸爸，对不起，从今以后我要对你有所批评了。”

凌家有一条可怕的族忌。祖父、父亲、哥哥都有两任妻子，前房过世，后房继母。加上“被斗对象”，再加上“革命家庭”光环里头套着阴影，阴影又似乎是命中注定，这就看上去让人感觉“复杂”。总有人告诉父亲：“不要背成分包袱。”“不要多想过去的事。”而这恰恰是父亲一生最痛的伤口，他有心疾，怕听这些话，偏偏就是这些话不断困扰他弄得胆子愈来愈小，心也愈来愈细。最后他到什么程度？别人一说“穿毛衣”他就紧张，他认为是对毛主席的不敬。

他的这种状态，当然要影响到我们。我是二十八岁上结婚的。二十三岁（入伍）后，二十八岁前，家里一直不停开足马力为我“找对象”。父亲的条件是这样，贫农、党员——只要符合这两个条件——其余的不问。

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讲了这么一件事，有人在北京租了一处老房，本来好好的，偏这人今天请道士驱鬼撵狐，明天又请和尚诵经祈祷，超度亡灵，请术士作法净房，法鼓神钹，香花醮酒，鞭炮烟火反复瞎折腾，结果引来了鬼，反而闹得他不遑一日之宁。

父亲这一病态，他太过重视，也招来了鬼，都瞧着不正常，看着“有点复杂”。我第一次探亲回家，正是年除夕，自己家吃年夜饭，是红薯面糊，“不忘旧社会”的忆苦饭，接着第一次第二次都这样。当时有一个老干部心里和父亲感情好。我听见他拍桌子骂：“操他们八辈！老凌怎么了？什么鸡巴成分，把命都交出去了，还说成分！老子成分好不在乎他们！有人再说你告诉我，我用砖头砸死他狗日的！”这位老前辈今天已经过世，他的话我像昨天听到一样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