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启蒙读《审判》（第2/15页）

K的行为也与众不同，非要亲自表演当时的情景来说服毕小姐，就像个不谙世事的儿童，以为所有的人都是可以说服的。毕小姐对他的表演不感兴趣，也不想接受他那荒唐的建议；她是高高在上的，对K关心的那些琐事不屑一顾，在K面前，她拥有精神上的某种优越感。尽管如此，她身上仍然透出那种世俗的诱惑，那诱惑使得K昏了头，像一头猪一样扑进她的怀里，彻底冒犯了她。

K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也许他认为，只要如实地再现当时的情景，观众就可以看出，像他这样一位体面的绅士，在银行里高居要职，事业上春风得意，却在一个早上成了囚犯，是多么地没有道理！多么地像一场可怕的幽默！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幽默和嘲弄不正是反过来针对不自量力的K的吗？他在竭力反抗的是什么？绅士、事业、银行的职位等等，对于那位看不见的观众来说到底算什么，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就连毕小姐不也是似听非听的，丝毫不受他的影响吗？他对于自身表面规定的那种过分的热情，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也许对他有重大意义的事，只是在法面前完全失去了意义吧。

问题是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伏罪是违反他的本性的，放弃迄今为止的生活方式更不可能，于是在有了这第一次拙劣的表演之后，K后来的生活就成了一系列企图证实的表演了。表面看似乎是无意识的，从他的行为里却可以体会到某种顽固的内在的抵抗与坚持，这种东西一直贯彻到最后，才由他自己的口中说了出来。

K一直有种与毕小姐相反的优越感，并用这种优越感来对抗对他的审判和限制。他的优越感是什么？不就是他的教养、身分、职位，他要用表演所证实的东西的依据吗？而教养、身分、职位，不过是个体生命的形式，这些脆弱的支撑，当然不足以与无比强大的法庭抗衡。当K感觉到优越时，是谁在对他进行幽默？

K为什么只能自欺到最后

K在走向刑场之前与神父的谈话等于是对他短短一生的一个总结。在教堂里，神父告诫K不要再欺骗自己，并说他一直在欺骗自己，然后神父就给K讲了那个关于乡下人的寓言，并与他讨论了对这个寓言的几种可能的解释。教堂沉没在黑暗中，神父的暗示既模糊又清晰，K在完全的绝望中抱怨说：“谎言构成了世界的秩序。”

其实神父也是矛盾的，他既不说看门人欺骗了乡下人，也不说他没欺骗乡下人，在整个谈话中他只是在谈论自己的困惑。神父的分析是想说明，既然欺骗是一种必要，是这个世界存在的基础，一切都以它为前提，也就谈不上是欺骗了。看门人通过一些小小的举动和话语使乡下人滋生出许多希望，直到最后仍然给他一种假象的安慰，这是很正常的；乡下人受到了欺骗，那是他自己的问题，他愿意相信想象中的可能性，愿意在这种幻想中等待、度过一生，他与法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得以成立。精神世界与个体之间关系的普遍秩序从来就是这样构成的。可为什么神父要告诫K呢？这只能说明神父内心的矛盾，就像看门人内心也有矛盾一样。这种矛盾态度用K的世俗眼光来看可以称之为谎言。谎言不是出自任何个体的意志，只不过是世界的一种先验的“缺陷”。K的案例是这个寓言的最精彩的实现。

K精神觉醒的那天早上，法就开始了对他的清算，清算的第一步就是抽掉他赖以在世俗中生存的基础——职位和身分。K出于求生的本能自然要反抗，可惜在无比冷酷的法面前，唯一可行的反抗形式就是自欺。于是，自欺就和自审同时开始了。K这种对法既拒绝又接受的态度与神父的要求也是一致的，神父要求他意识到法，他意识到了，只是仍然消除不了陌生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