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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教士说，“如果帝国主义间谍得到情报说，叛国者与变节者的妻子欧斯特拉柯娃，在莫斯科过着很好的生活——例如，接收她丈夫的薪水，或占住同一间公寓——想想看，这会对欧斯特拉柯夫的信任度造成多大的影响！”

格里高利耶夫说他能想像得到。但是教士的态度，他对房里其他人解释说，毫无霸气，反而以平等的态度相待，这无疑是出于对格里高利耶夫学术素养的尊重。

“无疑。”史迈利说，记了下来。

因此，教士有些突如其来地说，欧斯特拉柯娃和女儿亚莉珊卓，在她丈夫的妥善安排下，迁移到偏远的省份，有一间房子可住，有不同的名字，甚至——她们为求谨慎且大公无私——在必要时也有她们自己的出身背景故事。教士说，这在献身机密工作的人来说，是痛苦的现实。想想看，格里高利耶夫——他别有深意地继续说——想想看，这种被剥夺一切、欺瞒隐匿，甚至心口不一的生活，会在生性敏感，甚至已有些不平衡的女儿身上造成何等影响。父亲不在身边，他的名字又要从她的生活中连根拔除！而移居安全处所之前，母亲也必须忍受众人的羞辱！你将心比心，教士说，你，身为父亲，将心比心正值青春年华的少女，年轻易感的心灵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面对如此有力的滔滔论述，格里高利耶夫很快就说，身为父亲，他很能体会这样的压力。而此时，托比突然想到，或许其他人也都这样想，格里高利耶夫真的如他自己所言，是一个有人性且高尚的人，只是他陷入了自己无法理解、无法控制的事件之中。

最近几年，教士继续用深感遗憾的声音说，亚莉珊卓——或者，如她所自称的，塔蒂亚娜——在她所居住的那个省份，惹是生非，破坏社会秩序。由于承受太大的压力，她做了许多犯罪的事儿，包括在公共场所纵火、偷窃。她和一些假冒知识分子的罪犯，以及一些难以想像的反社会分子鬼混。她随便与男人上床，常常一天好几个。起初，在她被捕时，教士和他的助手还能压下一般的法律程序，私下解决。但慢慢的，因为安全方面的原因，这项保护措施也被撤销了。亚莉珊卓不只一次被送进专门治疗不满社会现状分子的精神病院，结果却更糟，就像教士之前所说的一样。

“有好几次，她还被监禁在正规的监狱里。”教士低声说。然后，据格里高利耶夫说，他结束了这个悲伤的故事。“你一定能完全理解，亲爱的格里高利耶夫，身为一位学者，一位父亲，一位俗世之人，你一定能了解，我们这位独自流亡巴黎的英勇情报员欧斯特拉柯夫，听到他女儿情况持续恶化的消息，会有多么难熬。”

再一次，教士通过这段故事所传达的情感，打动了格里高利耶夫，他称这份情感为绝对的个人责任感。

声音依旧冷淡单调的史迈利又打断他的叙述。

“母亲人在哪里？领事，你的教士怎么说？”他问。

“死了。”格里高利耶夫回答说，“她死在偏远的省份里。也就是她被送去的那个省份。当然，她是用另一个名字下葬的。根据他告诉我的故事，她是死于心碎。这也对教士在巴黎的英勇情报员造成很大的负担。对苏联当局也一样。”

“理所当然。”史迈利说，他严肃的气息也感染了房里其他四个纹丝不动的人。

最后，格里高利耶夫说，教士简要说明格里高利耶夫被召来的原因。欧斯特拉柯娃的去世，加上亚莉珊卓悲惨的命运，对莫斯科这位英勇情报员的生活造成重大影响。他甚至一度企图放弃其至关重要的工作，返回苏联，照顾他这个失去母亲、又心智失常的女儿。无论如何，最后达成了一项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既然欧斯特拉柯夫不能回到苏联，他的女儿就必须前往西方，住进私人疗养院，让父亲随时可以去探访她。就这个目的而言，法国太过危险，但越过毗邻的瑞士，就可以让她远离欧斯特拉柯夫那些反革命伙伴怀疑的目光，接受治疗。身为法国公民，父亲可以为女儿取得身份与必要的文件。已找到适合的疗养院，从波恩开车过来不远。现在格里高利耶夫必须做的，就是照顾好这个孩子，从她抵达的那一刻起。他必须去探望她，付钱给疗养院，每周向莫斯科报告她的境况，好让消息同时传达给她父亲。这是开设银行账户的目的，也是教士给格里高利耶夫瑞士身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