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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高利耶夫看着他俩之间的那张书桌，目光扫过一沓瑞士法郎，接着是瑞士护照，接着又回到教士脸上。他问道，如果他说自己宁可不参与这项工作，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教士点点头。他对格里高利耶夫说，他也考虑过第三种可能性，但很遗憾的，因为需求的迫切，让他无法有其他的选择。

“那么告诉我，我应该怎么用这些钱？”格里高利耶夫说。

这是例行的工作，教士回答说，也是格里高利耶夫获选的另一个原因。“在例行的事务方面，我听说你表现很出色。”他说。虽然此刻他对教士所说的话有些毛骨悚然，但不免因教士的评价感到自豪。

“他听到我的一些正面报告。”他欣然对史迈利解释道。

然后，教士告诉格里高利耶夫那个疯女孩的事。

史迈利一动也不动。他动笔时，眼睛几乎闭上了，但他还是写个不停，尽管天知道他在写些什么东西，因为乔治从来就没想过要在纸上留下任何东西，即使是微不足道的蛛丝马迹也没有。但自此刻起，托比说，在格里高利耶夫说话时，乔治会从他外套领子里抬起头来，看着格里高利耶夫的手，甚至脸。而其他时候，他却像飘离房间里的每一件事物、每一个人。米莉·麦克雷格站在门廊里，狄·席尔斯基和史柯戴诺像雕像一样纹丝不动，而托比只为格里高利耶夫祈祷着。“继续说，我的意思是，不计代价地说，谁在乎？我们都听说过卡拉的本领。”

教士说他会毫无隐瞒，他对格里高利耶夫如此保证——除了格里高利耶夫之外，房间里的其他人都了解，这就是有什么要隐瞒的前奏。

教士说，在瑞士的一家私人精神疗养院里，有一个饱受精神分裂症折磨的女孩。“在苏联，这种疾病并没有被充分的了解。”教士说。格里高利耶夫回忆起自己还曾被教士决绝的语气深深感动。“诊断和治疗都因政治考虑而变得复杂。”教士继续说，“这个叫亚莉珊卓的孩子在我们的医院接受过四年的治疗，被医生指控许多罪状。‘偏执的改革主义与虚妄错误的思想……过度高估个人人格……对社会环境适应不良……过度膨胀自身能力……资产阶级堕落的性行为。’苏联的医生一再要她抛弃那些不正确的思想。这根本不是医疗。”教士颇为不悦地对格里高利耶夫说，“根本就是政治。在瑞士的医院里，对这些事有比较进步的态度。”因此名叫亚莉珊卓的孩子必须到瑞士去。

格里高利耶夫此时已然了解，这位高级官员亲自负责这个女孩的问题，也对每一个细节都很清楚。格里高利耶夫竟已开始为她难过。她是一位苏联英雄的女儿，教士说，这位苏联英雄以前是红军军官，后来伪装叛国，周旋于反革命的沙皇主义分子之间，在巴黎过着艰苦的生活。

“他的名字，”教士允许格里高利耶夫知晓这项最高机密。“他的名字，是欧斯特拉柯夫上校。是我们最顶尖，也是最有行动力的情报员。我们靠他掌握了巴黎反革命沙皇主义分子的情报。”

托比说，房里的人，听到这个已死的苏联叛徒突然被奉若神明，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一丝惊讶的神色。

格里高利耶夫说，教士开始述说英勇情报员欧斯特拉柯夫的生平事迹，同时也让格里高利耶夫了解情报工作的秘密世界。为了避免引起帝国主义情报机构的警觉，教士解释说，必须为情报员捏造出身或假的生平，使情报员能让反苏联分子接受。因此，欧斯特拉柯夫表面上是红军叛徒，先是“逃往”西柏林，接着又转往巴黎，妻子与女儿则留在莫斯科。但为了确保欧斯特拉柯夫在巴黎流亡团体里的地位，不得不让他妻子为丈夫的叛逃行为而受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