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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说得清楚一些。”柯列兹奇玛先生说，两手把玩着铅笔，仿佛在检视黄金的品质似的。

“我们谈的是陈年旧事，当然。”史迈利颇不赞同地说。

“我了解。”

“莱比锡先生逃离苏联之初，是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52。”史迈利说，“安排他逃亡的组织是以巴黎为根据地，但身为波罗的海人，他宁可住在德国北部。德国仍被占领，他很难维持生计。”

“对每一个人都是。”柯列兹奇玛先生纠正他，“每一个人都很难维持生计。那是财政极度困难的时期。现在的年轻人完全无法想像。”

“没错。”史迈利同意，“对难民来说尤其艰难。无论是来自爱沙尼亚还是萨克森，生活对他们来说都一样艰难。”

“完全正确。难民的情况最糟。请继续。”

“在那段时间，有相当多的情报产业。各式各样。军事的，工业的，政治的，经济的。战胜国准备要付出大笔金钱，搜集彼此的重要资料。我的母公司就参与这些产业，并在此地派驻代表，负责更正资料，并传回伦敦。莱比锡先生与他的伙伴成为我们偶尔交易的对象。论件计酬的自由工作者。”

尽管听到了将军遭遇致命意外的消息，一抹出乎意料的微笑，从柯列兹奇玛先生脸上倏然掠过。

“自由工作者。”他说，仿佛他是初次听到这个名词，而且很喜欢。“自由工作者，”他复述，“就是我们。”

“这样的关系当然是暂时性质。”史迈利继续，“但莱比锡先生身为波罗的海人，有着其他的利害关系，因此一直和我的公司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往来，通过巴黎的中间人。”他略停顿，“一位将军。几年前，在一场争执之后，将军受命移居伦敦，但奥图仍与他保持联系。而将军也仍然是他的中间人。”

“直到他发生意外。”柯列兹奇玛先生插嘴道。

“确实如此。”史迈利说。

“是交通意外吗？一个老人家——不太小心？”

“他被枪杀。”史迈利说，他看见柯列兹奇玛先生的脸再次因不快而畏缩。“是谋杀。”史迈利加上一句，仿佛是要向他保证似的。“不是自杀，也不是意外或其他的情况。”

“当然。”柯列兹奇玛先生边说边请史迈利抽烟。史迈利辞谢，他便为自己点了一根烟，抽了几口，然后按熄。他的面容显得更加苍白。

“你见过奥图？你认识他？”柯列兹奇玛先生以轻松聊天的口气问道。

“我见过他一次。”

“在哪里？”

“我不方便说。”

柯列兹奇玛先生皱起眉头，但并非不以为然，而是茫然困惑。

“告诉我，拜托。如果你的母公司——好吧，伦敦——想要直接与莱比锡先生接触，应该采取什么步骤？”柯列兹奇玛先生问。

“通过《汉堡晚报》的广告安排。”

“如果他们有非常紧急的事要与他联络呢？”

“那就通过你。”

“你是警察吗？”柯列兹奇玛先生镇静地问，“苏格兰场？”

“不是。”史迈利瞪着柯列兹奇玛先生，柯列兹奇玛先生也回敬他一眼。

“你带什么东西来给我吗？”柯列兹奇玛先生问。史迈利有些不知所措，没能立即回答。“例如一封介绍信，一张名片，比方说？”

“没有。”

“没有任何东西？真是可怜！”

“也许等我见到他，就会更了解你的问题。”

“但你见过证据，一张照片？你带在身上，或许？”

史迈利掏出皮夹，把那张照片递过桌子。柯列兹奇玛先生握住照片边缘，仔细查看了好一会儿，但只是为了确认，然后就放在面前的塑料桌面上。看到这个动作，史迈利的第六感告诉他，柯列兹奇玛先生就要发表声明了，就像德国人发表声明时偶尔会有的模样一般——无论声明的内容关乎哲学，或个人的遭受排挤，或是为了赢得喜爱，或引起怜悯。他开始怀疑，至少是以他自己的判断，柯列兹奇玛先生其实是个富有同情心却遭误解的人，一个真心诚意的人，甚至是一个好人；他最初的沉默不语，是极不情愿却必须常穿在身上的职业套装，因为他的深情重义，在身处的这个世界中，难以找到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