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顺天戊午科场案（第2/7页）

虽然有一些流言，但本场乡试主考官为素有刚正耿直之名的柏葰，一切依然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乡试结束后，阅卷进行了一个多月，于九月十六日发榜。虽然舆论一片哗然，但也并未到达物议沸腾的地步。自古以来，科举发榜后，有人欢喜有人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此场乡试结束后，柏葰更被拜为正一品的文渊阁大学士，仍然兼任军机处领班大臣。清朝自雍正七年（1729）在内阁之外设立军机处以来，一直有种说法：“不入军机，则虽位居大学士，不得谓之真相。”（《庸庵笔记》）而柏葰一人身兼军机大臣及文渊阁大学士，便成为真真正正的宰相，位极人臣。即使有人怀疑科场有不公之事，但也没有想到能就此将官高位显的柏葰拉下马来。

雍正七年（1729），雍正皇帝为保证对准噶尔的战争顺利进行，设立了军机处。它一成立，便取代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及南书房的地位，成为施政发令的中枢机构，地位十分显赫。军机处最初是为军务而设，并非正式机构，一旦战事结束，即当立即裁撤。但由于这个机构便于皇帝朝纲独揽，集权于一身，所以一经成立，即常设不废。军机处职责是“掌军国大政，以赞军务”，设有军机大臣，一般为四五人，以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兼任，均由皇帝本人任命。军机处的特点有二：一是处理政务迅速；二是办事机密。

一切的转机是从一个伶人（戏子）开始的。

当时朝臣中除了柏葰位高权重外，尚有怡亲王载垣（康熙皇帝第十三子胤祥后人）、郑亲王端华（郑亲王济尔哈朗七世孙）以及端华同父异母弟肃顺这一股势力。载垣和端华二人才能平庸，遇事优柔寡断，遇事常由肃顺做主。

顺天乡试后，刚好是郑亲王端华大福晋寿诞，端华请了一个戏班子到府中唱戏祝寿。但偏偏戏班子中的红角儿没到，大福晋很不高兴。端华派人连传了三次，红角儿总算来了，却是酒气熏天，根本无法上台唱戏。端华勃然大怒，厉声质问红角儿。红角儿吓得酒醒了一半，告诉端华说：“不是小的有意抗传，而是小的朋友中了举人，刚好赶上他今天摆宴贺喜。”端华惊讶戏子竟然也能中举，便问那举人的姓名和来历。红角儿如实回答道：“小的这朋友是满人，名叫平龄，素娴曲调，经常以票友身份上台客串小旦，如今誉满京城，也开始赚包银了。”端华听了大笑，也没当回事儿，转身就将此事当笑话讲给了众宾客听。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刚好肃顺在座，立即留上了心。

寿宴结束后，肃顺开始暗中调查平龄。平龄为镶白旗人，酷爱戏曲，本人戏也唱得不错，经常上台客串花旦，竟然以票友身份成为京城的名伶。当时有花旦名叫松林者，才貌俱佳，声名噪动京城，平龄号称“赛松林”，可见其名头之响。但戏唱得好是一回事，有没有学问则是另外一回事。平龄此人素来不学无术，却能得中乡试第七名，实在令人起疑。

当时肃顺一党忙着与柏葰争权，肃顺感觉这是个搞垮柏葰的大好机会，决意利用这次科举的岔子大做文章。于是，与顺治丁酉科场案和康熙辛卯科场案一样，戊午科场案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一场舞弊案，而是不可避免地开始与政治斗争息息相关。

当年十月初七，御史孟传金上疏给咸丰皇帝，指出本年顺天闱乡试有舞弊行为，共有四件科场违规事发生：“或主考压令同考官呈荐，或同考官央求主考取中，或同考官彼此互荐，或已取中而临时更改。”尤其揭发了中试举人平龄朱墨不符，引起物议沸腾。咸丰皇帝正沉迷于圆明园“四春”（四名美貌的汉人女子）的美色当中，但孟传金在奏疏中力言事态严重，又不能就此不理，便授权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兵部尚书全庆和陈孚恩会审此案。主审者载垣和端华刚好是柏葰的死对头，由此兴起了清朝历史上最大的一场科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