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第5/6页）

我立即写信给纽约的格什温出版公司，请求他们的允许，但遭到拒绝。我恳请他们改变初衷，可他们固执己见。我失望极了，因为这个标题，及其出处——那首歌，和这部小说的整个构思和写作过程息息相关。在我的意识里，是格什温的歌曲，而非《尤利西斯》，让我想到把发生的所有事情设定在一日之内，而且它还给了我大雾的灵感，这是小说中故事氛围和情节安排的重要一环。但是时间紧迫，蒂姆·奥基菲催着我赶快另想新的书名。我建议用《子宫日》，但是出版方对此不满意。蒂姆写信来说，如果我们不能立即定下新书名，出版就要延误至下一年。情急之下，我发航空信寄去了一张清单，罗列了大约一打书名。我记得里面有从《失乐园》里引用的两个：《当家亚当如是说》和《亚当突然从阴冷中苏醒》。蒂姆·奥基菲发电报来说，他倾向用《大英博物馆在倒塌》。不管怎么说，书名不算差，尤其是如果回忆起那首童谣《伦敦桥在倒塌》的话，据说它最初源于关于男性生殖力的双关语。但是在我当时（现在依然如此）看来，这个书名充其量只是个次优的选择。

这还不是我在这部小说的出版过程中遭遇的唯一挫折。事实上，《大英博物馆在倒塌》出版后，不知为何时运不济，几乎无人问津，换了更迷信的天主教作家的话，也许会把这当作上帝不悦的启示。

读者或许知道，在英国，通常一部新小说出版后，立即或不久之后就会有人在全国性报刊上撰写书评，而由于出版的小说数量总是超过任何一种刊物可以容纳的评论篇目，因此新书之间会出现一种达尔文式的弱肉强食，竞相寻求公众的认可，在出版高峰期尤其如此。一部小说出版后，如果两三周内还不见评论，那日后也很难再受到广泛关注，而且很可能从此完全湮灭。因此，读者很容易可以猜到，当《大英博物馆在倒塌》于一九六五年十月出版后的十天内，我没看到一篇述评时是何种心情。沮丧之外也有困惑，于是打电话给蒂姆·奥基菲，他自己也正纳闷，除了有好几部重要小说在同一时间面世之外，他也找不出其他理由。他含糊其辞地提到，如果过几个月情况仍未改观，就重新发行专供评论的样书。

出版商当然不愿就是否给自己出版的图书发表评论直接向文学编辑们交涉，因为这样一来，好像有操纵文学舆论之嫌。作家们出于同样的原因，即使和一些文学编辑有点交情，通常也不好意思干预，请人对自己的作品发表评论。但是又一个星期过去了，各家日报和周刊的书评版上对我的小说仍然只字不提，我再也坐不住了，也不管什么行业规矩，决定给我认识的几个文学编辑的办公室打电话，询问我的新作的命运究竟如何。我先是打给当地的一家日报，接电话的姑娘说，没有记录显示他们曾收到过这本书。我又给全国性的一家报纸和一份周刊打电话，得到的是同样的答复。我既感到事情还有希望，又觉得愤怒，便情绪激动地把这个消息转告给蒂姆·奥基菲，他那边也立即四处询问，然后打电话来确认说，居然没有一本专供评论的样书寄达了目的地。两周来，我一直焦虑不安地期盼着关于一本书的评论，而这本书，对报界而言，根本不曾出版过。

专供评论的样书失踪之谜始终不曾解开。如果那种意外事情发生在我的文学生涯的后期，我想我不会那么轻易罢休；但在那时，最强烈的感受还是松了口气，因为评论界毕竟还没认定我不值一提嘛。一批附上说明函的新样书重新被寄往报界，书评果然如期刊出，只是比正常情况下稍许分散了些，总的来说都对此书予以有保留的认可。毫不奇怪，最欣赏小说的铁杆读者是天主教徒或者学界中人，或是兼具双重身份的人。我在《你能走多远》中提到过，“大多数天主教徒读者好像发现这书（《大英博物馆在倒塌》）很好玩，尤其是那些教士，他们看到，自己为了更高尚的目标而放弃的性生活原来并不怎么美妙精彩，当然高兴……然而，熟人中的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却看出这部小说很伤感。所有那些克己和性欲的牺牲让他们感到抑郁。我想如果我不知道我的主人公们很早以前就可以做出明智的决定——使用避孕用品的话，我现在也会同样抑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