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第2/6页）

我妻子和我在一九五九年结婚时，天主教禁止使用人工手段避孕的条令，在我们看来和其他教义一样，是天主教教义中坚定不移、恒久不变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想象有人因不能遵守它而离开教会，可是难以想象一个虔诚的完美天主教徒会去违反它；至于教廷本身会改变看法，更是不可思议。但是时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后两种可能终于不再无法想象，人们也确实开始深入思考它们。有两个原因导致大环境出现这一变化。第一，黄体酮避孕药片的发明，似乎提供了一种可靠的避孕方式，因其与传统的天主教教义无明显相悖之处，所以很有可能会在无明显反对意见的情况下被认可。第二，让所有人吃惊的是，一九五八年以代教皇身份当选的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居然鼓励天主教徒重新审视以前在自己的信仰中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方方面面。一九六二年，他召集了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向现代社会重新解释天主教信仰，并于同年设立一个教皇委员会，研究与家庭、人口和节育相关的问题。一九六三年接任他的教皇保罗六世，更指示这一委员会专门研究教廷在节育方面的教义与避孕药片的关系。这似乎从最高层面上承认了教廷改变其教义的可能性。

《大英博物馆在倒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写成的；不说其他，这部小说至少解释了，为什么和《你能走多远》比起来，它具有更加纯粹的喜剧效果。根据那种传统的喜剧创作标准，这个故事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但是对于书中人物们所面临的问题，这完全是一种临时性的短期解决方案。对于他们俩来说，要长久地解决他们性生活中遭遇的挫折感，还得看教廷是否会改变有关的教义。书中并未提到发自内心地决定不去理会教义的可能性。和大多数传统的喜剧一样，《大英博物馆在倒塌》就终极主旨而言，从本质上看是保守的，其中种种冲突和误解的消化，并未从根本上质疑激发它们的那个体系。（对体系更加刨根究底的质疑是《你能走多远》的主题。）

《大英博物馆在倒塌》描述的“体系”是天主教这一特定具体对象，但是在以喜剧的方式创作这部小说时，我希望表现在安全期避孕法支配下婚姻生活中的种种讽刺和荒诞现象，把它们作为一种普适和恒久的例证，亦即男性和女性在理解、安排以及满足自己的性爱时都要经历磨难，以此激起不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的读者们的兴趣和共鸣。芭芭拉在最后一章陷入幻想的过程中把这一点表达得很明白：

……是性本身的问题也许性就是原罪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永远无法把它安排得有条不紊的你自以为在一个地方摆平了可它又会从另一个地方冒出来要么是以喜剧要么是以悲剧的方式没人可免你看到一对夫妇开着他们新买的跑车去欧洲大陆嫉妒得要命可是你接着就发现他们死活生不出孩子那些不能生的想要孩子能生的又不想要或者不想要那么多孩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

这个内心独白的例子让我想到《大英博物馆在倒塌》的第二个特点，在这篇后记里对此加以评说似乎不算离题，那就是小说中的文学戏仿和拼贴元素。在寻找故事人物，或者说一对人物，以及由此探讨天主教－性爱这一主题的故事氛围时，我一段时间之前在笔记本上信手记下的一个想法为我提供了思路。当时我曾构思创作一部关于一位英国文学研究生的喜剧小说。这人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从事研究，而他的生活作派和内容竟变得越来越像他所研究的那些作品了。在这一点上，我不只借助了自己在大英博物馆写论文的经历（内容是关于从牛津运动至今的天主教题材小说），还有更近期对于语言如何建构虚构世界所做的研究——获得哈克尼斯奖金前往美国之前刚好写完，比本书晚几个月出版，书名是《小说的语言》（一九六六年），这是我的第一部学术批评作品。上面提到的就是我当时对小说的基本概念：一个年轻、已婚、穷困潦倒的天主教徒研究生，因为妻子可能第四次怀孕而忐忑不安；他将被迫卷入一系列围绕大英博物馆阅览室展开的古典式流浪历险，其中每一个情节都通过戏仿、拼贴或暗示，呼应一个知名的现代小说家的作品。运用这一手段会导致语气和叙事技法不断发生转换，这些将由主人公易于做白日梦和产生幻想错觉的特点加以协调，使转换显得自然连贯，而主人公的这些性格特征则又是他对自己婚姻状况的长期焦虑造成的。亚当·爱坡比痛苦处境最本质的暗讽之处在于，他生活中唯一一个原汁原味，属于他自己而不是哪个小说家已经“描写”过的要素，恰恰是他焦虑的根源。“那是学者型神经衰弱的一种特殊形态，”亚当在阅览室讲述一次康拉德式的经历时，他的朋友凯末尔如此评说，“他现在再也无法把生活和文学区分开了。”“噢，才不呢，我可以的，”亚当反驳说，“文学大多讲性爱，不怎么讲生孩子的。生活则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