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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开收音机，收听正午新闻。国会正在起草法律起诉伊斯兰狂热分子。特别法庭秘密听审恐怖分子。美国特别行动部队在巴基斯坦俘获一架轰炸机，疑是埃及战机。警方继续搜捕一名三十岁的非洲-加勒比裔男子——等等！——该男子被疑与两名未成年少女被杀一案有关。

我放好洗澡水，躺进浴缸。我全神贯注，试图回想起哈贾唱的教会学校小曲。为什么一个被折磨得半死的人要唱歌？汉娜这样问过我。她的病人不会想唱歌，那为什么哈贾却唱了呢？为什么一个成年人在被痛打一顿之后却唱起一支赞美小姑娘美德的安魂曲？

我爬出浴缸，穿上浴袍，拿上我的晶体收音机，斜站在窗前。透过网眼窗帘，我凝视着一辆停在哈基姆先生旅馆前门附近的绿色货车，那车上面什么标志也没有。印度南部暴雨不断，山体滑坡，许多人处在对死亡的恐惧中。现在报道板球新闻。

五点了。我离开旅馆，走了一英里，但与安全一日课程教官们的建议相反，我使用了同一个电话亭。我投了一个一英镑的硬币，又拿了一个备用。我打了格蕾丝的手机，但没人接听，电话里只传来她的留言提示。如果我是拉齐，我应当等到晚上十点格蕾丝独自一人躺在床上时再打电话给她。电话里会传来格蕾丝的大笑声。但我是萨尔沃，她应当会乐意接听我的电话，让我给汉娜留一条爱语留言。我要试试让她邀我：

“汉娜，亲爱的，我爱你。”但出于安全考虑，我没有加上下面这么一句，放在以前我可能就会说了的：我知道你做的事，你做得很对。

我漫无目的地走在辅路上，慢慢走回哈基姆先生的旅馆。炸弹事件发生之后街上突然增多的自行车不停“嘀！嘀！”地从我身边经过，就好像鬼骑兵一样。那辆什么标志也没有的绿色货车还停在没有停车标志的旅馆门前。我又打开收音机，收听六点新闻。世界依旧跟两点时一样。

我决定吃点东西让自己转移一下注意力。我在那个小冰箱里找到半个两天前买的比萨饼，蒜肠，黑面包，小黄瓜，以及一块玛麦特三明治。汉娜刚从乌干达来到伦敦时，她跟一个德国护士合住一间宿舍，因此以为所有英国人都吃德国蒜肠与泡菜，也都喝薄荷茶。现在她就在哈基姆先生的冰箱里放了一个银色的袋子，里面就是这些东西。跟所有护士一样，汉娜把什么东西都放到冰箱里，而不去管这些东西易腐与否。如果你吃不完，就冷冻起来，这就是她的处世原则。我先煎了一下黄油，然后往黑面包以及玛麦特三明治上抹了一些。我吃得很慢，细嚼慢咽。

七点新闻跟六点的一样。这世界真的可能一连五个小时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吗？我也不考虑安全问题了，上网浏览起当天发生的琐事来。巴格达发生自杀爆炸事件，四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或恰恰相反？新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已经列出五十条意见反对联合国改革方案。法国总统住院——或者出院了——其病情的报道受《法国政府保密法》约束——但听起来就好像他只是视力下降罢了。据来自刚果首都金沙萨未经证实的消息，该国东部敌对的民兵组织之间发生冲突。

汉娜的彩虹外壳手机响了。我飞快地穿过房间，抓起手机，又回到电脑前。

“萨尔沃？”

“汉娜。太好了。嗨。”

来自金沙萨刚果中央政府的消息称，刚果谴责“卢旺达帝国主义分子”。卢旺达否认与此有所牵连。

“你还好吗，萨尔沃？我真的很爱你。”她讲的是法语，那是我们都很喜欢的语言。

“好。很好。我只是想让你赶快回来。你呢？”

“我是这么地爱你，这是不是太笨了，萨尔沃·格蕾丝说她从未看见过像我这样正常的人却害起了相思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