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四十八章 爆发（第2/4页）

“还有，我专门乘坐了上海的人力车，路上发现一个行人被撞倒，看样子受了骨折之类的伤，但其他行人却不予理睬，最后是路过的巡警将伤者送往了医院。”

李谕说：“中国园林讲究意境，就算贵国现在营造方面更胜一筹，却绝对玩不明白“意境”二字，这是中国艺术中最灵魂的东西。”

李谕笑道：“里面养了鲤鱼，如果杜威先生带回美国，恐怕会有点破坏生态平衡。”

“不都是鱼嘛！”杜威并不在乎。毕竟这时候还没有太多物种入侵的概念，“而且能不能活着带到美国都不好说，实在不行我放进去几条密西西比河中的鱼。”

“只要不太凶，又好养就可以。”李谕说。

——

次日，孙先生知道杜威来后，也登门造访。

“本人现在潜心学问，这次来也只是为此。”孙先生说。

杜威说：“即便谈政治，我一个哲学教授也谈不了多少，何况还是贵国的政治。”

孙先生说：“我看了报道，知道杜威先生秉持的是实用主义哲学，正好有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想与您探讨一下。”

杜威说：“先生请讲。”

孙先生说：“关于您的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有个非常著名的学者，提到了“知行合一”的观点，影响了众多中国的读书人。想做到知行合一绝非易事，所以后来产生了两种观点，知易行难与知难行易。”

杜威思索了一会儿说：“我们欧美之人，只知道知之为难，未闻行之为难。”

即杜威认同“知难行易”。

孙先生深以为意：“我有同样的感慨，知难行易，知难行易啊！现在的中国，就是找不到一条康庄大道，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

孙先生人生相当波折，尤其是革命道路上。

其实在普通人看来，确实是“知易行难”，因为你总能找到成功者指引的路。

而一旦到达某个层次，需要探寻未知的事物时，便是“知难行易”了。

反正这两者没有绝对的对错，经常被当成辩论题目。

杜威问道：“李谕院士，你怎么看待？”

李谕说：“中国的古训长久以来是“知易行难”，因为学问大体固定，只是有些人不愿采取行动。虽然某种程度上说，知易行难没有错，但问题是国人缺少了“知难行易”的观点，我认为二者都应该有。”

杜威笑道：“李谕院士更有中国人的中庸特点，不喜偏激。”

李谕耸耸肩：“中国一直有自己的特色，与西方大不相同。”

杜威说：“确实，贵国学习外国经验，也必须根据本国的国情需要。我有很多中国学生，从他们身上就能体会到，中国的教育，模仿于日本，同时又借鉴了德国，但似乎一直不懂得如何确定一国教育的宗旨和制度。应该根据国家的需要，考察国民的现状，精心制定。胡乱模仿他国，太容易失败。”

“因为一切模仿都只能学到表面的形式，不能得到核心的精神。现在各国都在改良教育，等模仿成功后，他们又早已暗中把旧制度改变了。这样就会永远落后。”

杜威的这番话还是很真诚的。

孙先生点头道：“杜威先生是说，中国的教育家应一方面实地研究本国本地的社会需要，一方面用西洋的教育学说作为参考，方可以造出一种中国现代的新教育。”

杜威说：“是的，我知道这很难，我也仅仅是提出一点理念上的想法，至于具体怎么做，我就没法建议了。就像您说的，知难行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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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又会见了一些文化界名流后，时间已经到了五月二日，《晨报》发出梁启超的电报，山雨欲来风满楼。

李谕对杜威说：“走吧，我们去北京看看，那里现在是风暴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