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四十四章 李谕子（第4/4页）

资产阶级的精英或许也有这样的眼光，能看到这条正确之路，但可惜没有动手的魄力，更没有条件。

李谕在巴黎没必要多待，准备动身经由美国回国。

后面的事他已经知道。

5月1日，中国谈判首席代表陆徵祥电告北洋政府和会的进程，他在给外交部的密电中提出三种解决办法：

其一，全体代表离会回国；

其二，不签字；

其三，签字，但注明中国对山东问题条款不予承认。

陆徵祥附上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第一、二种都不现实，只能采取第三种。

也就是说，陆徵祥主张有条件签字。

不过历史在这时候拐了一个巨大的弯。

陆徵祥和北洋政府都没有想到，在他拍发电报跟北洋政府商讨最后方式时，同在巴黎的梁启超已经在几小时前将情况发给国内，从而不可控地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

很难判断梁启超的动机是什么，他的初衷肯定是想通过向政府和国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向和谈代表施压，令其千万不要在和约上签字，爱国之心油然可见。

不过梁启超在北洋政府没有形成最后决策之前，将消息提前公布，似乎有超越程序之嫌。

因此有人认为这是研究系对执政的安福系的打击。

5月2日的《晨报》顷刻售罄，短短两天后，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界点出现。

梁启超绝对想不到自己的一封电报有这么大作用。

后来被赶下台的曹汝霖以及安福系要员把“五四运动”归咎于梁启超以及研究系。在他们看来，发表了很多关于和会文章的国民外交协会以及《晨报》都隶属于研究系。

不管政界如何争论，反正原先对取得欧战胜利、并对巴黎和会抱有巨大希望能够收回山东的国人，被泼了个透心凉。

北洋政府那边，众议院立马召开会议准备对内阁施压。

国民外交协会也作出几项决定：5月7日国耻纪念日（二十一条而来），召开国民大会，如巴黎和会不能同意中国的主张，即请政府撤回专使。

更多的电报则发往巴黎中国代表团，警告代表团不得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甚至直接警告陆徵祥：“公敢签，请公不必生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