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5章 转变（第3/3页）

“外部的形势变了？您是说新罗人在其中捣鬼？”

“不光是新罗人！”王文佐冷笑道：“这么说吧，水满则溢，月满则亏，大唐这一波扩张已经到头了。吐蕃人在大非川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势头就要转过来了！”

“势头要转过来了？”曹文宗脸色变得难看起来：“那，那应该怎么办？”

“怎么办？这还不简单，守住能守住的，放弃没有意义的，守不住的，勤修内政，等待下一次机会呗？”王文佐笑道：“不然怎的，你还想一路向西，打到世界尽头去？”

曹文宗被王文佐这番话说的讪笑起来。其实从公元670年大非川之战作为一个分水岭，可以把大唐安史之乱前的扩张史一分为二，大非川之战大概为唐前期扩张的顶峰，从此之后唐高宗的剩余和武后执政时期，唐的对外战争胜少败多，不但被吐蕃这个老冤家多次击败，完全失去了对青海湖周围的控制权，就连河湟谷地都成为了双方的争夺焦点；而且还让突厥复国，搞出了后突厥汗国，失去了对蒙古高原的控制权；在东北方向，新罗国控制了大部分朝鲜半岛，渤海国的建立和契丹人的反叛让唐的控制线退回了营州一线，甚至连河北腹地也多次遭到契丹人的入侵，基本上丢弃了唐贞观年间到唐高宗前期在东北的胜利果实。

直到玄宗登基之后，唐军才改变原有的颓势，才重新开始向外扩张。很多人将其归结为从高宗中后期，直到武后执政期间上层政治的混乱，对出色军事将领的杀害，有的人干脆归结为武则天是个女人。当然，这些确实是原因之一，比如黑齿常之和程务挺都是死于武则天之手，但玄宗朝的上层政治斗争也极为激烈，也杀害了不少出色军事将领，但这并没有妨碍玄宗时期唐军对外战争的胜利。

笔者认为唐军在这段时间军事行动表现的主要原因是府兵制的颓废和新兵制的形成。众所周知，唐初的府兵制度在高宗中后期开始就逐渐崩溃，勋官不值钱，勋田得不到兑现，原有的功绩抵消劳役赋税也无法得以实施，随着战场距离本土越来越远，死伤越来越多，府兵的参战意愿也越来越低，这无疑大大的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

王文佐自己在百济的经历就是个鲜明的例子，他是作为一个府兵来到百济的，但他之所以能够击破百济的复国运动，征服倭国，高句丽；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巧妙的外交政略手腕和军事能力，另一方面是他利用所在国的资源重建了一个以他自己为核心的军事贵族集团，这个军事贵族集团里的确很多人的确出自大唐的府兵系统，但实际上他们已经和府兵没有任何关系了。

就拿崔弘度、贺拔雍、沈法僧、元骜烈等人为例，虽然名义上他们都是大唐的将领，也兼有各地兵府的官职，领着大唐的勋官，也有勋田。

但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是在百济和倭国的大片田庄、以及从王文佐那儿得到的私人馈赠，他们麾下的士兵和军官里更是成群的百济、倭人、靺鞨人、高句丽人，即便是唐人，也有许多是长安城里的流氓无产者，剩下的少数府兵也早已改头换面。

这样的一支军队虽然还打着唐军的旗号，挂着某地兵府的名称，但实际上和府兵已经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了，这支军队从上到下都把自己的命运祸福和他们的将军紧紧的捆绑在了一起。他们已经不想当曾经被人尊重的“天子侍官”，而只想成为跟着王文佐东征西讨，发财致富的职业武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