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法利夫人》与福楼拜（第2/3页）

在我们讨论爱玛这个人物形象时，有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就是她身上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个问题涉及作者塑造这个人物的动机以及人物在作品中的意义所指，我想着重谈一谈。爱玛的确是读浪漫主义爱情小说长大的，尤其是外省的地缘位置，这种浪漫主义与她天性中的纯真、淳朴、喜爱幻想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很容易在她的记忆之中扎下根来，并渐渐影响到她的思维和认知习惯。她用这种浪漫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编织自己的爱情梦想。假如她的一生都在偏远的外省农场度过，这种浪漫也许说不上有什么不合适，当然也不是一种心智或性格的缺陷。问题是，当这株娇柔的植物一经离开温室，置身于狂风寒霜之中，枯萎也许就是它不能逃脱的命运。有人说，福楼拜塑造这个人物的意图就是为了批判爱玛身上的浪漫主义，批判她的不合时宜，她的任性和堕落。在以前同学们的作业中，的确有很多人抱有这样的观点，他们甚至得出结论说，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应该彻底抛弃浪漫和幻想，脚踏实地地生活。在一些外国文学的教科书中，持有类似观点的人亦不在少数。他们甚至搬出一系列名词来论证福楼拜的哲学观念，并以此来解释福楼拜创作这个人物和《包法利夫人》的初衷。这些名词包括：“客观性”、“实证主义”、“生活的科学形式”等等。在他们的眼中，作者福楼拜俨然成了一个市侩式的实用主义者。这样一来，对《包法利夫人》这部作品的理解完全被导向一个错误的方向。这的确是一个不幸的错误，因为这种观点与作者本人的哲学观念，生活信条以及《包法利夫人》所呈现的意义完全相反。

实际上，所谓的“客观性”“实证主义”至多不过是作者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的尝试（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详细分析）。从现有的资料来看，福楼拜本人即有很浓重的浪漫的气质。他长年隐居乡野，对于已经羽毛丰满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理念深恶痛绝，他一直到死都未能克服身上的“出世”、“遁世”的倾向。他不屑于与资产阶级的凡庸生活融为一体，他的生活观念既不切实际，也不合时宜。他有一句名言：“我所欣赏的观念，就是绝对的虚无。”他的生活态度十分消极，几乎带有一点病态。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多少有点病态的完美主义者、幻想家、遁世者。比如他每天要洗好几次澡，生活中没有什么享乐（包括爱情），完全自觉地与当时的世俗社会保持距离。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以上分析勾画出作者形象的大致轮廓，再把这个形象与爱玛作一个比较，我们也许就会大吃一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不难理解作者这样的感慨：“包法利夫人，就是我。”福楼拜一生创作的作品并不算多，与他同时代的前辈巴尔扎克更是不能比拟，但他的所有作品自始至终都延续了同一个主题，作者通过这个主题的一再表述，来表达自己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强烈的不适感。这种不适在爱玛的身上表现得比较外露一些，而在《情感教育》、《一颗简单的心》、《布法与白居榭》中则多少改变了形式。顺便说一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布法与白居榭》是作者最伟大的作品，它的价值似乎被埋没了。从这部描写两名异想天开的遁世者最终被迫回到现实中苟延残喘的小说来看，《包法利夫人》的主题依然清晰可见。话说回来，爱玛的“堕落”与“浪漫”本身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何以“堕落”，“浪漫”何以导致毁灭。如果说作者对“爱玛”有一点点指责或哀叹，那也仅仅在于，在作者看来，爱玛对于1848年以后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完全缺乏了解，当她在外省农场的阁楼上贪婪地阅读爱情小说的时候，她身外的法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浪漫”产生的土壤和气候都已消失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