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赫玛托娃故居感动了我（第2/2页）

窦文涛：你能闻到气氛？

陈丹青：对，感受到在这个屋子里生活的人。我想象不出托尔斯泰坐在沙发上的感觉，但我立刻能想到阿赫玛托娃在这房子里来回走动。为什么？我见过这样的人。我们小时候的长辈，那些六七十岁的人，比如傅雷，要是不自杀，也待在那样的房间里，满脑子西方记忆，但是已经中断了，后半生在一个阴暗屋子里很绝望地死去，看不到改革开放，也没看到苏联解体。阿赫玛托娃死于1966年，那年我十三岁了，我可以跟她衔接，同时分享她的经验。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希金的家里无法分享经验，但在阿赫玛托娃家里，我可以分享。

梁文道：有一种时代的接近性。现在很多名人故居都变成博物馆了，我也去过很多，但不一定每个地方都能引起这种直接的感觉。

陈丹青：我到过鲁迅故居，却不能跟他分享，他是一个民国人。我也到过巴金、茅盾、丁玲的故居，觉得这些空间是可以分享的，我知道他们遭遇过什么事情，他们遭遇的时候就住在这间房子里。

1946年1月3日，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从英国来到圣彼得堡，寻找苏联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他们在丰坦尼宫（Fontanny　Dom）阿赫玛托娃的寓所谈了整整一夜。风华绝代的女诗人尽管比伯林大了20岁，尽管处在斯大林的严密监控下，尽管她的儿子被关进苏联的监狱，却仍然保持着高贵的气质和慑人的魅力，伯林称其为“悲剧女皇”。事后，伯林在回忆录中写道：“她有一个看得见庭院的小房间，空荡荡的，连窗帘都没有，只有一张小桌子，三四把椅子，一只木头箱，一个沙发，火炉上方是一张阿赫玛托娃的画像。”事实上，以赛亚·伯林当时肩负着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密令，来劝说阿赫玛托娃移居英国。那一夜他们谈文化和文化史，谈命运和命途多舛，也谈爱情和生命，当然更多是谈如何移居的问题。事后，阿赫玛托娃在诗里写道：“那一夜，没人敲我的门，只有镜子梦想着镜子，寂静守护着寂静，呵，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