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第2/6页）

“安妮，你还在宾馆吗？”

“在。”

“能去机场接两个人吗？外国人。”

“能。”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很踊跃。我是这里唯一的翻译，又是最闲的，我不去谁去。

“是这样，来的人是王先生的哥哥王霁川和一位法国设计师，名字叫René。王先生本来打算亲自去接机的，可我们现在还在现场勘测，赶不回来，所以麻烦你去接一下。房间我们已经安排好了。”

“航班号和到港时间是——”

“王先生说，他把班次和时间打印在一张纸上，就在他的办公桌上，走的时候忘记拿了。只记得好像是六、七点钟到温州。我刚给保安打了电话。你可以到服务台去领一把备用房卡，把那张纸拿出来看清楚，再去接人。”

我一看手表，五点四十。时间紧迫。我关掉手机，到服务台拿房卡，打开沥川的房门，找到那张纸，回屋匆匆忙忙地换了套像样的衣服，化了妆，拿了我的手袋，就打出租车去了机场。冬季的温州，天黑得很早。机场十分忙碌。

我在巨大的电子公告栏里找到了接机的航班号，发现因为天气原因，飞机在北京推迟起飞。所以我至少要在这里等两个小时。

我买了一本杂志，找了一个咖啡馆坐下来，打发时间。

等了一个小时，我又去看告示牌，飞机还没起飞，不过，预计起飞时间变成了十点，意味着十二点才到温州。我有些后悔出来的时候没带电脑。里面有不少电子书，这么长的时间怎么打发？

烟瘾发作了，我到商店买了一包烟，跑到大门外的一棵树下抽了一支。再回来，又买了一本杂志，一边看一边等。

九点钟的时候，我跑到门外抽第二支烟，手机忽然响了。一个陌生的号码。

“喂？”

“安妮。”

听见这个声音，我的心开始砰砰乱跳。

“……王总？”

“飞机晚点了？”

“嗯。”

“预计什么时候到港？”

“十二点。”

“不用等了，先回来吧。”

“不回来，这是张总交给我的任务。”

“我是张总的上司。”

“如果我回来，客人到了谁接？”

“不用接，可以坐机场巴士。”

“机场巴士？王总，我们中华民族是友好热情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不能让莅临CGP检查工作的外国专家受此冷遇。我，谢安妮，要把公司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执行到底。”我公事公办地答道。电话那一端，沉默。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在哪里？”“候机厅的咖啡馆。”

“为什么我没看见你？”“……我在洗手间。”

“把烟掐了，过来见我！”

沥川的声音，无论说什么话都好听，嗯，这么凶的口气，真是少见。

为了防止他闻到烟味，我在身上喷了浓浓的香水。沥川坐在轮椅上。瘦削的脸，纯黑的西服，浅蓝的衬衣，条纹领带。咖啡馆里所有的女人，无论老少，都在偷偷地看他。

沥川不喜欢轮椅，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会用，我从没在任何公共场合见过沥川坐轮椅。

我“Hi”了一声，走到他面前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他的面前有一杯柠檬茶。显然是我的香水呛着他了，他背过身去，轻轻咳嗽，然后说了一声“Excuse me”。

我在心中暗笑。沥川还是老毛病，无论是咳嗽、打喷嚏或借道，都会说“Excuse me”。有时候他去提款机提款，点错了一个键，都会对着机器说“sorry”。

“想喝点什么？”他问。

“咖啡。”

“两份奶两份糖？”

六年前，我喜欢的咖啡带着浓重的奶香，很甜，很腻。

“黑咖啡，无糖。”

“Irish cream（译：爱尔兰奶油） or Noisette（译：榛子味）? ”这是沥川和我在一起时，我最喜欢喝的两种味道。沥川不说“hazelnut”，非要用法语“Noiset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