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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杀了你，这完全是因为我与你的私人恩怨。”他朝上校走上一步。

上校疲惫地叹了口气。“你现在就得死。”他说，“再见，犹太人。”索尔感觉上校的念控力猛烈来袭，自己的大脑和脊柱底端都遭到了猛烈冲击，就像被硬生生地扎进了一根削尖的钢钎。索尔感觉自己的意识被瞬间夺走，就像强奸犯一把拽掉了受害者轻薄的衣裙，与此同时，大脑深处产生了θ波，在小脑中激发了清醒的快速眼动睡眠状态。索尔彻底丧失了对自己行为的控制，就像梦游症患者，或者说行尸走肉一般。

尽管索尔的意识被囚禁在大脑的阴暗阁楼里，他还是能感觉到上校存在于他的脑中，就像吸入的第一口灼热毒气一样，散发着刺鼻的恶臭。在上校进入索尔大脑的头一秒，索尔同上校分享着同样的意识。他察觉到上校的惊恐，因为索尔迅速进入了快速眼动睡眠状态，进而触发了隐藏在索尔潜意识之中的记忆和印象，就像藏在冬麦地下的地雷。

将索尔·拉斯基的意识抛到一边后，上校突然遭遇了另一种人格——虚弱无力，被催眠所诱发，包裹着精致的神经控制中枢，就像冒充真正铠甲的可怜锡皮一样。上校曾在1941年有过同样的遭遇。那时他率领的行动队正要杀死立陶宛的一家精神病院中的数百名病人。纯粹是为了排遣无聊，在党卫军士兵的子弹射进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脑、将他送进冰冷的大坑之前几秒，上校偷偷潜入了这个病入膏肓者的意识之中。他被潜藏在那里的第二个人格吓了一跳，但制伏这个人格也很轻松。可怜的犹太人竟然又徒劳地为他准备了一份“小惊喜”，他不禁为之一哂，决定在将其轻松击溃之前，拿出些许时间来品味索尔无望的挣扎。

马拉·卡根，二十三岁，带着四个月大的女儿艾德克，朝奥斯维辛集中营走去，她的右手中紧握着暗藏了几个月的一块刀片。一名党卫军军官从缓缓移动的赤裸妇女们当中挤过去，来到马拉面前。“你手里拿着什么，犹太婊子？给我。”马拉将孩子塞进姐姐怀里，转身面对军官，张开了手。“给你吧！”她高喊道，用刀片朝他的脸划去。军官尖叫着连连后退，鲜血从他捂着脸的手指间涌出。十多名党卫军士兵举起武器，马拉将小小的刀片夹在食指与拇指之间，朝他们扑上去。“生命！”她呼喊着，所有的机枪同时开火。

索尔感到了上校的冷笑和未说出口的质问：你想用鬼魂来吓唬我？

索尔用了三十个小时进行自我催眠，才重现了马拉·卡根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上校毫不费力地驱散了这个人格，就像扫开阴暗房间中的蜘蛛网一样轻松。

索尔向前迈出一步。

上校再次无情地进入索尔的大脑，寻找神经控制中心，轻而易举地激发了必需的快速眼动睡眠状态。

六十二岁的舍拉姆·克拉凯克在华沙的下水道中手脚并用地爬行。下水道中伸手不见五指，“雅利安厕所”冲水时，屎尿不时落在这一队无声的幸存者身上。舍拉姆是十四天前进入下水道的，也就是1943年4月25日。那一天，他们结束了长达六天的与数千名纳粹精兵的对抗。舍拉姆带着自己九岁的孙子莱昂。男孩是舍拉姆的大家族中唯一幸存的亲人。这一队不断减员的犹太人已经在散发着恶臭的狭窄下水道迷宫中爬行了两个星期，德国人朝隔离区里的每一个检修井和厕所里倾泻子弹，喷射火焰，抛掷毒气罐。舍拉姆带了六片面包。在黑暗和排泄物中穿行时，他同莱昂就靠这点儿食物果腹。十四天来，他们时而躲避，时而爬行，奋力朝隔离区的高墙外前进。他们只能喝泄洪沟中渗下的污水，但好歹是活了下来。现在，头顶的一个下水道井盖打开了，一张波兰反抗军斗士的模糊的脸朝下张望。“来吧！”他说，“快出来，你们安全了。”舍拉姆拼尽最后一丝力气，爬入夺目的阳光之中，躺在街道的鹅卵石地面上。另外四个人也爬了出来，其中没有莱昂。眼泪从舍拉姆脸上流下。他努力回想上次在黑暗中同男孩说话时什么时候。一个小时前？一天前？舍拉姆无力地推开了他的拯救者的手，重新进入黑暗的管道之中，一边呼唤莱昂的名字，一边朝相反的方向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