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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留下来了。我们计划遵照惯例，六月份去默什叔叔家，到时候再决定是否返回罗兹。我们真是太天真了。

“1940年3月，盖世太保将我们从家里赶出来，关进城里新建的犹太隔离区。4月5日我生日那天，隔离区被完全关闭，犹太人被严禁踏出隔离区半步。

“德国人又建立了犹太议会，这次我父亲被要求在议会中任职。我们一家八口挤在一个房间中，一个名叫柴姆·伦高斯基的长老经常来找我父亲，彻夜谈论如何管理犹太隔离区。不可思议的是，尽管隔离区人满为患，饿殍遍地，大家却普遍服从管理。我重返学校上学。父亲不去议会开会的时候，就去他和伦高斯基白手起家建起的医院上班，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

“我们就这样挨过了一年。以我的年龄而论，我的身材太瘦弱了。但我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在隔离区生存，尽管我不得不去偷窃食物储藏起来，拿值钱货去找德国士兵换取食物和香烟。1941年秋天，德国人将数千欧洲西部的犹太人装进了隔离区。有的甚至是从卢森堡运过来的。大多数是德国犹太人，他们瞧不起我们。我同来自法兰克福的一个比我大的男孩打了一架。他比我高大许多。我当时十六岁，但往往被误认为只有十三岁。我把他打翻在地。他挣扎着想站起来，我操起一块板子砸过去，在他额头上撕开一条又深又长的口子。他上周才被车厢密闭的火车运到这里，身体还十分虚弱。我忘了我们为什么打架了。

“那天冬天，我妹妹斯特法死于斑疹伤寒。数千人被这种病夺走了性命。开春后，德国人在东线连战连捷，我们都在庆幸春天的来临。父亲乐观地认为，苏联将迅速陷落，整个战争将于八月前结束。他希望许多犹太人被安置在东部新征服的城市。‘我们将成为第三帝国的农夫。’他说，‘但当农民也不算糟糕。’

“五月，大部分德国和非波兰裔犹太人都被送到了南部的奥斯维辛。在被火车一列列地拉到集中营之前，我们几乎都没听过奥斯维辛这个名字。

“那个春天之前，我们这个隔离区一直被当作临时的畜栏。现在，运送牲口的火车一天发四趟。作为犹太议会的成员，我父亲被迫监督对犹太人的集中与驱逐。这项工作进行得井然有序。我父亲憎恶自己。为了赎罪，他将大把时间都用在了医院。

“六月底，终于轮到我们被驱逐了。那正是往年我们去默什叔叔农场的时间。我们一家七口被要求到火车站报到。我母亲和我弟弟约瑟夫都哭了。但我们还是去了车站。我觉得父亲似乎解脱了。

“我们没有被送到奥斯维辛，而是被送到了北部的切姆诺，一个距罗兹不到七十公里的镇子。我小时候曾有个叫莫尔德柴的玩伴，他家就来自切姆诺。我后来才知道，就在去年冬天，可怜的斯特法死于斑疹伤寒的时候，德国人在切姆诺进行了第一次毒气实验……

“同之前听说的故事不同，我们前往集中营的旅途还算舒适。我们挤在车厢里，但那是普通的客车车厢。那天是6月24日，天气很好。到达切姆诺的一瞬，我还以为自己是来默什叔叔家做客的。切姆诺站很小，只是被茂密森林环绕的乡村车站。德国士兵带我们上了卡车，但士兵们显得轻松而愉快，既没有推搡，也没有叫喊。车开到了几公里外的一片开阔地，集中营就建在那里。我们一到就开始登记。我清楚地记得集中营外碎石路上的一排办公桌，还有林子里鸟儿的鸣唱。然后我们按性别分开沐浴消毒。我忙着跟在成年男性后面，没来得及看到我母亲和四个妹妹消失在女囚区的栅栏后面。

“我们被勒令脱掉衣服，排成一排。去年冬天我刚开始发育，所以非常害羞。我不记得有人恐吓我们。那天气温宜人。我们被告知洗完澡之后再吃饭。空气里仿佛带着节日的气氛。我看见前方的空地里停着一辆大篷卡车，车身上描绘着鲜艳的动物和树木图案。我们这排人开始朝空地走去，一个戴着厚镜片眼镜、表情腼腆的年轻党卫军中尉走上前来，将老幼患病者与强壮者分开。中尉来到我面前的时候犹豫了。我仍然个头矮小，但去年冬天我吃得相对较好，于是春天猛长了几厘米。他微微一笑，挥了挥短棍，让我站到少数身强力壮者当中。父亲也被分到了这排。八岁的约瑟夫则被留下同孩子与老人在一起。约瑟夫哭起来，父亲拒绝离开他。我也回到父亲和约瑟夫身边。年轻的党卫军中尉朝士兵打了个手势。父亲让我回去，但我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