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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很有名。”娜塔莉说，“现在这些照片的价值是我父亲买价的几百倍，但他永远不会卖这些照片。”

索尔拿起一张黑人家庭野餐的照片。妻子笑容温暖大方，梳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发式。“这是你母亲？”

“是的。”娜塔莉说，“她在1968年6月死于一场离奇的事故。刚好是罗伯特·肯尼迪遇刺后两天。当时我九岁。”

照片中的小女孩站在野餐桌上，笑嘻嘻地眯眼看着爸爸。旁边还有娜塔莉父亲的一幅肖像。画中的男人比照片中更老，表情严肃，但十分英俊。清瘦的身形和炯炯有神的眼睛酷似去掉双下巴的马丁·路德·金。“这幅肖像画得真好。”他说。

“谢谢。我是去年夏天画的。”

索尔环顾四周。“你父亲的作品呢？”

“在这儿。”娜塔莉说，领索尔进入饭厅，“父亲不愿把自己的作品同其他人的放在同一个房间里。”

餐桌对面一架老钢琴上方的墙上，挂着四张黑白照片。两张是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光影斑驳的古老砖房，另一张是延伸到天边的海滩和大海的广角照片，最后一张是一条林中小路，运用了平面、光影和组合等多种手法。

“真漂亮。”索尔说，“但照片里没有人。”

娜塔莉轻声笑道：“不错。父亲吃的就是摄影这碗饭，他说自己绝不能把摄影只是当作爱好。而且，他是个腼腆内向的人。他不喜欢趁人不备抓拍……如果我拍了这种照片，他就会让我去获得当事人的许可。他讨厌侵犯他人的隐私。他只是……只是……很害羞，每次我们叫比萨外卖，他都是让我去打电话。”娜塔莉的声音低沉下来，转过身说，“你想喝点儿咖啡吗？”

“好。”索尔说。厨房旁就是暗室。那里起初一定是食品储藏室或另一个浴室。“你和你父亲就在这里洗照片？”索尔问。娜塔莉点点头，打开了安全灯。房间里的物品井然有序。放大器、托盘、化学试剂瓶，所有东西都整整齐齐地放在架子上，贴着标签。水槽上方的尼龙线上夹着八到十张照片。索尔仔细查看，都是福勒家的照片，拍摄的时间点不同，角度不同，光影条件也不同。

“你拍的？”

“是的。”娜塔莉说，“我知道这样做很傻，不过总好过整天坐在车里等待有所发现。”她耸了耸肩，“我曾每天都去找警察或治安官，但他们根本帮不上忙。你想在咖啡里加奶油还是加糖？”

索尔摇了摇头，他们进入客厅，来到壁炉旁，娜塔莉躺在摇椅里，索尔坐在沙发上。咖啡杯的杯壁极薄，几乎透明。娜塔莉用拨火棍捅了捅柴火和引火物，然后点燃了蜡捻子。火顺利地燃起来。两人坐着看了会儿跳跃的火焰。

“上周六，我同朋友在克莱顿采购圣诞节所需的商品。”娜塔莉最终开口道，“那里是圣路易斯的郊区。我们去看了场电影——罗宾·威廉姆斯演的《大力水手》。大概晚上十一点半，我回到大学城的公寓。电话铃一响，我就知道出事了。我说不清这是为什么。平常我有不少朋友也半夜给我打电话。我的好朋友弗雷德里克每天都十一点过才从计算机中心出来，然后约我一起去吃比萨。但这一次，我知道是长途电话，而且不会有什么好消息。电话另一头是查尔斯顿老家的邻居卡尔弗夫人。她和我母亲曾是好朋友。她嘴里不停地念叨出事了。一两分钟后我才明白，父亲死了，被人杀死了。

“我乘星期天最早的航班回到查尔斯顿。但现场早就封锁起来。我在圣路易斯的时候给殡仪馆打过电话，但等我到这儿之后，殡仪馆却关门了，我得到处求人让我进去，他们才放我进去。卡尔弗夫人来机场接我，但她哭个不停，没有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