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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很清楚“神经衰弱”这个词的意思，他打听询问后，得到的答复都是“忧郁症”“抑郁障碍”“情感性障碍”，这些都无所谓，最大的问题是爱德华现在正在等死。不管等待他的是什么样的死亡，这都是他唯一可能的出路，不过是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过渡，再简单不过了，没有多大的改变，向死亡屈服的他，像是沉默寡言或者行动不便的老人，不再期待什么，只关心死亡的那一天什么时候到来。

阿尔伯特不断地和他说话，但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他就像一个老人，独自坐在简陋的房子里自言自语。

“不过，算我运气好。你虽然闷不吭声，可是要是一个难相处的人，专门跟我唱反调，那还要更烦呢。”他一边对爱德华说，一边搅拌着鸡蛋和肉汁。

他尝试了各种方法来宽慰战友，希望可以改变他的精神状态，挖掘出那个从第一天就存在的谜团：爱德华要怎样才能笑起来呢？在最好的状态下，他的喉咙不过也只是发出一些尖锐的声音，让你感到不自在，忍不住想要去做些什么，那就像是口吃的人为了摆脱结结巴巴说话的方式，努力地发出一个音来，这真是令人恼火。不过爱德华很少这样，也许是疲倦造成的。阿尔伯特没有成功地让爱德华笑过一次。另外，自从被活埋这件事情发生以来，这并不是唯一萦绕在脑际里纠缠不清的想法。除了紧张以外，还有持续不断的焦虑和对未来突发事件的担忧，反反复复地烦恼着各种事情，直到累得筋疲力尽。最近他脑子里又一次出现了那匹死马的头。他把爱德华的画裱了起来，花了不少钱。这也是房间里唯一的装饰，也可以鼓励好友重新开始工作，充实过每一天。阿尔伯特常常站在他面前，手放在口袋里，不加掩饰地赞美着他的天赋和才能，说着，真的，真的，如果爱德华想要……而这些话都没有用，爱德华只是吸着烟，有时用右鼻孔，有时用左鼻孔，目不转睛地盯着锌制屋顶和烟囱看，沉溺在这样的画面里。他失去了所有的乐趣，在医院的几个月里，什么也没想，什么也没做，大部分的精力都用来和医师或者外科医生唱反调，不仅仅是因为他拒绝自己新的样子，也是因为无法幻想未来的生活。时间已经停在了炸弹爆炸的那一刻，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家里的时钟出了问题，每天只会播报两次，这让爱德华十分难受。从受伤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年，爱德华也二十四岁了，看似原本属于他的一些东西再也找不回来了。无论怎样都应该恢复正常。

他长时间保持一种封闭的状态，闭着眼睛抗拒着一切，不与外界交流，和其他士兵一样，保持一种静止的状态。这场战争创造了一个疯狂的世界，有的人身体变得蜷曲，有的折叠，还有的歪七扭八。爱德华的画，尤其是他画的莫代，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对外界的抗拒。爱德华认为莫代是一个下流胚，只关心医学和外科手术的发展，对病人没有耐心。不管是不是真的，爱德华也不在乎了，他脸上有了一个大窟窿，早就没有心情去区别好坏。他抓住吗啡这根救命稻草，弄虚作假、装病哀求医生，甚至可耻地偷窃，也一定要拿到医生开具的吗啡处方。他可能会想：“即使我最后死于吗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总是在乞求更多的吗啡。在爱德华无数次拒绝移植手术、装假体和假牙之后，莫代教授也放弃了劝告，向士兵推荐最新的外科手术是替他们着想，但是他们不想改变，只是默默地看着我们，就好像炸弹是我们扔的（士兵拉里维埃经常去见精神病科的专家，但是，他从来不回答他们任何问题，十分封闭和固执）。因此，那些专家便总结了一套士兵受到创伤后变得顽固的理论。莫代教授对这些解释从来不过问，也不在乎，他把时间和知识都花在了他认为值得的人身上。他甚至看都没看爱德华一眼，就签了出院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