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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要的，机器在哪儿？”

他提起这事儿是一个月以前。一个月。诚然，不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月，但还是——整整一个月啊。无论如何，这段时间足够他写出点什么了。竟还有属于他的东西，或者说由他所作的东西，在我所不知道的某处漂浮着。我需要找到它。

“我要去他家。”我告诉艾萨克。

我匆匆出门上了车，把氧气推车拖上来，放在副驾驶座。我发动汽车，音响里传出喧闹的嘻哈乐节奏，我伸手想去换频道，突然又冒出了说唱的声音，说的是瑞典语。

我猛地转过身，尖叫起来，因为我看到彼得·范·豪滕坐在后座上。

“很抱歉吓着你了。”彼得·范·豪滕提高嗓门盖过说唱的声音。他还穿着参加葬礼时的那套西装，都过了差不多一个礼拜了。他浑身酒气，就好像每一个毛孔都冒着酒精。“CD送给你了，不用客气。”他说，“是Snook乐队，瑞典最重要的——”

“啊啊啊啊啊，从我的车里出去！”我关上音响。

“这是你妈妈的车，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他说，“况且，车门没锁。”

“哦，我的天哪！下车，出去，否则我要报警了。老头，你到底有什么毛病啊？”

“但愿我只有一个毛病。”他沉思般地自言自语道，“我这回单纯是为了道歉来的。你先前说我是个依赖酒精过活的可怜小人，这话说得对。我只有一个认识的人，而她愿意和我共处只是因为我花钱雇她陪伴我——更糟的是，从那之后她就辞职了，让我成为一个罕见的连靠贿赂也贿赂不来陪伴的人。这全是事实，海蓁，所有这一切，而且还不止这些呢。”

“好吧。”我说。假如他不是醉得口齿不清，这番话还能显得更动人些。

“你让我想起安娜。”

“我让很多人想起很多人。”我答道，“我真的得走了。”

“那就开车吧。”他说。

“你下车。”

“不下。你让我想起了安娜。”他又说一遍。一秒钟之后，我开始倒车。我赶不走他，那也不必硬赶。我要开车去格斯家，格斯的爸妈会把他赶走的。

“想必，”范·豪滕说，“你应当很熟悉安童涅塔·缪吧。”

“嗯，不熟。”我说着打开音响，闹哄哄的瑞典嘻哈乐响了起来，但范·豪滕并不放弃，用压过音乐的高声嚷嚷道：

“她是教会追封的真福者，可能很快就要被教宗封为圣人——那她就是非殉道者里被封圣品的年纪最小的一个了。她得的癌和年轻的沃特斯先生是同一种，骨肉瘤，右腿截肢了。那种痛苦令人难以忍受。早慧的安童涅塔·缪六岁时死于这种极度痛苦的癌症，临死之前她对父亲说：‘痛苦就像布，来得扎实才有用。’这是真的吗，海蓁？”

我没有直接看他，而是通过反光镜看着他的身影。“不，”我在音乐声中大吼，“那些全是胡扯。”

“可难道你不希望这是真的？”他跟我对吼，我关了音乐。“我很抱歉毁了你们的阿姆斯特丹之行。你们太年轻了，你们——”他说不下去了，好像他理所应当地有权为格斯痛哭一场似的。范·豪滕不过是无数根本不了解他的哀悼者之一，他的纪念墙上又一首来得太迟的挽歌。

“你没有毁掉我们的旅行，你这个自命不凡的老家伙。我们的旅行棒极了。”

“我尽力了，”他说，“我尽力了，我发誓。”直到这时候，我才约莫觉察到：可能彼得·范·豪滕自己也经历过亲人过世的折磨。我想起了他写到得癌的孩子时那种坦诚。在阿姆斯特丹的时候，他根本没法跟我说话，除了问我一句我是不是故意打扮得跟安娜一样。他在我和奥古斯塔斯面前活脱脱是个浑蛋，他刚才那个疼痛的问题——极端的痛苦与其价值的关系。他坐在后排喝酒，一个喝了许多年的老人。我想起一个统计数据——我倒宁可自己不知道为好：半数的婚姻在孩子死亡后一年内终结。我回头看看范·豪滕。这会儿我们正路过大学，我把车靠向路边，在一排停着的车后面停下，问道：“你曾有孩子过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