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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跑步(第5/17页)

整整一个月里,都是这般的情形。我是太自我关注了,甚至没想一想对方那边感受是怎样,后来我意识到,对我的老师们来说,情况更差。他们来教外国人那神圣的音调,并没有被处决的危险——那法律至少已经改变了,自清代以来。然而这也不是什么让人羡慕的工作。首先,我们付的报酬偏低了。这不是故意的;我们听到的报酬标准是错的。而孔老师和廖老师他们当然又太礼貌了,不会向我们指出这错误来。这就是说,在那头一年里,他们都只拿到了三分之二的报酬。更糟的是,他们这每周七小时的工作又是那么无聊,那么沮丧。书里的课程很简单,坐火车,下馆子——而我笨嘴笨舌把每样事儿都说错,他们简直不知道怎样来把我导入正确的方向。你怎样才能叫人学说汉语呢?你怎么运用那满肚子的古诗知识,来教会一个外国人来掌握一个基本的第三声。

我们都在迷失当中,而这失败笼罩住了我们的全部关系。其他的和平队志愿者的家教会说英文,这样他们至少能够在下课后聊聊天。他们聊到老师们的家庭;他们一起吃饭;他们成为朋友。我的老师们看似不像真人——好几个月后,我才了解到廖老师已结婚了,孔老师有一个儿子。在开始时,他们的态度有些疏远,有些谨小慎微,将语言的问题更加复杂化了;他们之前不认识一个外国人,而且他们完全不知道如何跟我们打交道。

中国的教育风格和西方也截然不同,这令我的老师们更添了几分挫折感。在中国,一个老师乃是被无条件尊敬的,老师与同学的关系倾向于非常的正式。老师教就教了,而他也总是对的,学生学就学了,而且总是犯错。但这不是我们美国的传统,像我自己的学生注意到的那样。我在自己的课堂上鼓励一种非正式的关系,如果某个学生错了,我会指出她之前曾经做对的地方,赞扬她,鼓励她去努力。对他们来说,这种赞扬毫无意义。干嘛这么做?如果一个学生错了,她只需要被纠正,而非无论旁敲侧击或轻柔以对——这就是中国的方式。

我没法那么去教书,而扮演学生的角色就更其艰难。事实上,出乎我的意料,在我的汉语课程略有起色后,情形变得更糟。我书本里的那些文字似乎老在跟我玩迷藏,形状奇怪的黑色比划,在我脑子里漂进漂出,经常唤出一些误导我的暗讽来。它们更像图而非字:我会看着“长”字,想到了K-mart(注:美国超市)。阝叫我想起了字母B,或者一把挂在墙上的斧子。“大”看起来像一个人在跳高。“点”像一只蜘蛛扛了一面旗。我对着那些奇怪的文字瞪了太久,在梦里也见到他们——它们蜂拥在我脑子里,我醒来后,隐约有些不舒服,而且想家了。

但某一个时刻,好像有些比划直直站起身来,瞪着我的眼睛,那些联想都消失了。突然它们就成了字:它们有意义了。当然,这不是立刻发生的,这是我的工作努力所导致——我发疯似地努力学习,希望减少我上课时的痛苦。我忙成了那样,几乎没有意识到我已经取得了进展。

一个多月后的某一天,我大声朗读着课本中的某一章节,除了一个字以外,我认出了其中全部。我靠在椅背上,想要给我的成果注册登记:我真的是在读中文了。这语言对我来说有了意义。但在这满足感还未享受到一半时,廖老师说道“不对!”

它的意思是,“不正确”。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不,错了,等等。很明白无误的不正确。有很多中文字我还不懂,但这个我非常了解。

一个声音在我脑中哀叫:其他所有的都对了;难道这就没一点价值吗?但对廖老师来说,不是这样。只要有一个字儿错了,那就是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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