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难以忘怀的时代（第3/12页）

毋昭裔在五代对四川尤其是成都的贡献还不止于此。据传，毋昭裔少时贫贱，家贫无以置书，向他人借《文选》《初学记》，遭拒绝，于是他“发愤：‘异日若贵，当板以镂之遗学者。’后仕蜀为宰，遂践其言，刊之”（《五代史》，转引自《十国春秋·毋昭裔》）。因而毋昭裔叫他的学生勾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雇工日夜雕版。毋昭裔出资百万兴学馆的事，其主要工作是开雕《九经》，在953年完成后，遍销海内，“后家累千金，子孙禄食”（焦竑《焦氏笔乘续集》卷四“雕板印刷”条），表明他家是中国书史上私人卖书致富的第一家。但焦氏的记录一直未能找到合适的物证，据王国维先生《五代两宋监本考》查宋人所记，只有唐、晋、汉、周监本而不及蜀，宋灭蜀后，毋昭裔子将其中的《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带到汴京销售，但是未及板刻“九经”之事，因此蜀监本“九经”的情况，仍不甚了了。

当然，成都地区五代时的刻书，还有比毋昭裔开始得更早的，那就是在中原鼎沸，唐朝灭亡的两年后亦即909年就有前蜀任知玄“自出俸钱”，雇良工开雕杜光庭的《道德经广圣义》三十卷，在913年即雕刻460余板，以广流行。虽知彼时杜光庭尚未像王衍当政时那样大红大紫，设若我们再看前述杜光庭掺杂道教的有关都江堰的水利文献，由此也可从侧面证明道教在成都地区不俗的影响力。其他尚有在前蜀乾德五年亦即公元923年，蜀国昙域和尚检寻其师贯休的诗稿约一千首，号为《禅月集》，因此“雕刻成部”。不特如此，前蜀末已有在街上卖历本的记载（曹学佺《蜀中广记·著作记第四》“永昌正象历”条）。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五代时的成都不仅有坊刻，且已有私刻出现。可见五代成都刻书业发达之一斑。

由于唐及五代成都地区的印刷业发达，兼之又未遭唐末五代大的兵祸及两宋之际金军的直接攻掠，读书人又相对的多，经济又较繁荣，因此公私藏书都不少。宋初收诸国图籍，在四川及江南获得最多，而平蜀时所得为3000卷图书，加之官方广开献书之路，于是很多人将自己的捐献出来（见《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成都城北郭友直及其子郭大亨，在1074年献书3779卷，其中有503卷为“秘阁所无”，郫县人李定在官方诏访书籍时，率先将他家众多的书捐出（见《文献通考》《蜀中广记》）。

这样的诏访书籍，到了南宋时官方还一直在四川进行，就是因为四川相对安稳，经济发达，文化繁盛，如著名的眉山七史刊印于北宋，由于流传稀少，在靖康之难时几乎亡佚，靠的就是为官四川的井度多方搜求才得完本。而目录学史上著名的《郡斋读书志》也是靠井度在四川的倾力购书，才得以完成书籍登录及其研究的。宋代刻书业中成都依然是除浙江、福建之外的另一中心，其在出版业的地位处在第二位，而中心之中心便是成都、眉山等地区。

刻书业既繁荣，那么对公私藏书的搜罗及成气候便有影响，公家藏书成都有“经史阁”，所谓“聚书万卷，宝藏其间”（吕陶《净德集·府学经史阁落成记》），私人藏书家成都有平民杨江，藏书上万，古今石刻超过欧阳修《集古录》的收辑（《蜀典》卷十一），成都刻书家、藏书家彭乘精通古籍，长于校雠，“聚书万余卷，皆手自刊校，蜀中所传书，多出于乘。”（《宋史·彭乘传》）而著名理学家魏了翁创建的鹤山书院储书达十万卷之巨，超过宋初崇文院的国家藏书八万卷的规模（魏了翁《鹤山集·书鹤山书院始末》）。临邛韩醇刊印的《新刊训诂唐昌黎先生诗文集》和《训诂柳先生集》，刻印俱佳，纸洁墨精，以至于六百年后乾隆在1775年观看时，还题写“字画精好，纸墨细润”（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六《宋刻书纸墨之佳》），其称赏之情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