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和薯条（第2/3页）

我继承了我爸这一点，有些不安分。不然我就卷着铺盖回老家去了，然后按照那里的风俗、人情来处世，过一辈子。但那显然是不能顺遂我的心意的。所以宁愿错着，有时候也想冒一回险。就像一叶失去罗盘和帆的孤舟，宁愿在海上漂流，也不愿停泊在看得见的小岛上。我不知道这是对还是错。

许多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比如，我每天去单位上班，楼下的保安都会把门拉开，迎我进去。我会说一声谢谢。我不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习惯用谢谢这个词的，至少在老家的时候不是。如果孙悟空变成一只蚊子，在我们县城潜入千家万户，待上一年，恐怕都听不到一声谢谢。在我刚习惯说谢谢的时候，留意到跟我一起走进大楼的人不说谢谢，我有一种优越感，觉得自己充满教养。

但当我开始仔细考察这件事的时候，我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我留意观察了下，发现来来往往进出这座大楼的人，除了我之外，没人对保安说谢谢。那么，我的谢谢就可能不再是一种礼貌，也谈不上教养，而只是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对于我来说，会让我自身感觉良好。但对保安来说，效果可能是坏的。因为没人这么做的时候，他不会太在意自己和客人身份的差别——大家都是一台机器上的螺丝钉，你在机器头，我在机器屁股上，仅此而已。但是，当中间有一个人开始对他说谢谢的时候，他惯常的世界被打破了，开始注意到身份上的差异。他可能意识到，他本该得到所有人的谢谢，现在却只得到了一个人的谢谢，进而可能意识到，他本该和这些客人一样，现在却是这么地不一样。保安二十岁左右，又黑又瘦，正是该读大学的年纪。

这让我想到一个同学的故事。她去一家店里做头发。给她做头发的小姑娘比她小了些，在店里待了蛮久了。俩人攀谈起来，她问小姑娘什么学历，小姑娘说高中没读完。她就劝小姑娘，说至少应该把高中读完。下次她再去做头发，不见小姑娘了，问别人，她们说，上次小姑娘回到宿舍哭了一天，然后就收拾东西回家了，说要继续念书。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就是那位保安，那位做头发的小姑娘。周围的好多人也是。只是我们在境遇上比她们好一些。我们都无法参与到复杂世界的许多精彩的部分中来，在一座城市，我们是边缘化了的。只是暂借这座城市的一席容身之地，来重复自己朝九晚六的单调生活。而这座城市在你眼前展开的，连冰山一角都算不上。

但也不能不说，这之中也许有上帝的善意在。因为你不能参与的生活，不能经历的故事，也许看不到为好。就像那个段子，说从前乡下几个老头干罢活闲聊，一个老头见过些世面，说：“知道慈禧太后每天吃什么吗？白面馍，前边放俩大海碗，一碗红糖，一碗白糖，随便蘸。”别的老头都赞叹：“真是赛过活神仙。”——你看，上苍是多么善意。我要知道慈禧太后吃什么，就不好意思说自己吃薯条了。

所以，如果还想让一个年轻人吃薯条吃得很开心，就不要告诉他你每天吃的是什么。我小时候一毛钱一根冰棍，两毛钱一根雪糕。一个夏天能吃上几支冰棍都会开心得不得了。我从未想象过会有这么一天：每天都吃得上冰淇淋，却不会感到开心。

不过，即便告诉年轻人那些有钱人每天吃什么，也未必就是坏事。向年轻人展露世界的任何一面，都不会是纯然的残忍。因为他的路还很长，他总会有机会。可是，向一个不再年轻的人展露这些，也许就有些残忍了。

人总得明白自己的处境的。然后，才可以如实地看待自己，得出一个恰如其分的结论。对于此刻的我来说，这个结论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