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伦·坡的宇宙《我发现了》导读（第6/6页）

由此可见，在《我发现了》里，上帝之心的悸动、粒子的流溢、星云的形成等观念，并非坡的独创，而是有着深厚的渊源。但坡依然是一个天才，他的天才性表现为：同样的思想来源、同样的宇宙论概念，他却得出了颠覆性的结论。当前辈和同时代人对上帝的宇宙持乐观态度的时候，是他率先指出了宇宙寂灭的黯淡前景。当别人在建构宇宙的时候，他却在消解宇宙。如果说别人的宇宙带给人类的是光明的福音书，坡的宇宙昭示给人类的则是阴森的启示录。正是这种性质，使他的科学假说与哲学观念虽然在当时被人蔑视，却能够与后现代的世界一脉相通。

四

加上一个参照系，也许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坡。在美国学院派批判家心目中，坡与爱默生好比一对天敌，喜欢坡的人不可能喜欢爱默生，反之亦然。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点明：《我发现了》是对爱默生的《论自然》的一种应答。

《论自然》发表于1836年，同样也提出了一个关于宇宙的整体理论，包括它的起源、现状和终极；同样相信人通过直觉认识真理，每个人都有内在的神性，因而在一定范围内人就是上帝。但是，二者的差异是分外明显的。约翰·道格拉斯·希里指出：“坡的理论，乃是溶解消蚀的理论，是终极灭亡的理论，透过幽闭症而得以实现。”而爱默生的理论，却是生机勃勃的理论，是富于建设性的理论，通过大写的人字而实现。坡是极端的悲观主义者，他承认上帝可以认识，但又宣布上帝神性的微粒在人身上表现为反常，因为“任何从正常的偏离都包含着一种向其[指上帝]回归的趋势”，即是说，对毁灭、本能、苦难、解体、堕落的屈从，反而成了对上帝的崇拜。而爱默生是极端的乐观主义者，他认为上帝可以认识，而且可以从人自己身上发现上帝的神性，虽然也承认社会的邪恶和人生的灾难，但他无所畏惧，对建设、精神、幸福、自然、道德的肯定，成为他走向神圣自我的过程。如果说坡的上帝是否定性的上帝，带给人的是“解体”和“毁灭”，爱默生的上帝则是肯定性的上帝，带给人的是“创造”和“生命”。坡是消极的，更多地继承了南方天主教传统，认为原罪无可逃避，人必须要受诅咒，注定要忍受忧愁，并且不可避免地要毁灭。爱默生是积极的，更倾向于北方的清教精神，把“自助”作为对抗原罪的法宝。大概正因为这种泾渭分明的立场，坡非常讨厌爱默生，坚定地认为爱默生与林肯、惠特曼一样，不是基督徒，不是保皇党人，也不是古典主义者。

如果说坡代表了虚无主义倾向，那么爱默生则代表了实用主义精神。如果说坡的上帝象征了弗洛依德所说的“死亡本能”，那么爱默生则象征了尼采所说的“生命意志”。正因爱默生的思想继承了富于美国特征的、解放性的宗教观念，又顺应了美国社会那种飞速发展、情绪高昂的时代精神，所以最终汇入了以个人主义、理想主义、自力更生为特征的美国精神的主流。而坡势必不为当时的美国所理解，成为时代的孤独者，很长一段时间被美国人遗忘。直到美国梦开始破碎的20世纪，美国人才能从他的悲观里找到共鸣，所以批评家们现在评价坡具有“现代性”。布鲁姆指出：“爱默生过去是且现在还是美国的灵魂，但坡过去是且现在还是我们的歇斯底里，是我们在压抑中表现出来的不可思议的一致性。”

理解了坡的宇宙与上帝，也就理解了他所创造的小说世界。在他的笔下，没有美国的锦绣山河，没有文明的灿烂前景，当同时代的人们歌颂自然与拓边生活时，他却创造了一个梦魇不断的世界。他将自己的小说分为“怪诞”“恐怖悬念”和“推理”三类，无论哪一类都是魍魉横行、阴云惨雾。坡声称“我的恐怖不是来自德国而是产生自心灵”，的确，从坡的宇宙观来看，梦与醒、生与死、清醒与疯狂都没有绝对的界限，与德国的浪漫主义恐怖小说不同，他的创作“以精神错乱、心灵感应与其他一些不正常或特别的思想状态作为手段”，在他笔下，反常成了人类的自然状态，本能与环境永远发生冲突，毁灭往往是作品的最终结局。坡推崇想象力，同一个推论出星系宇宙的想象力，也创造出一个庞大、可怖的世界：“这个想象力中充满了悲观、绝望、阴森的念头，恐怖的幻觉、精神崩溃的大难将临的惊恐。这个世界里甚至看不到一丝阳光，它是一个哀伤和荒凉的世界，只有阴暗、灾难、恐怖、复仇与罪孽，它是一个完全处于疯狂和邪恶的卵翼下的世界，歇斯底里和疾病，癔想病、毁灭、瓦解和死亡的卵翼之下。”——如果说宇宙是一个倾向于消解灭亡的宇宙，坡的小说可以说正是这一宇宙的最真实的反映。就这样，死亡和反常成了小说的主题，解体的世界是小说的中心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