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7章 和《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的对话（第2/4页）

　　文学本身不存在边缘与不边缘的问题。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文学都不可能成为整个社会的中心话题。实际上，文学始终都应当在边缘上。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首先是政治，其次是工商业的发展。这些始终是一个国家最主要的东西，是一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永远都不会转变的话题。文学欣赏都是附属于这个而存在的，是皮和毛。

　　我不能忘记，“三年困难”时期，人连饭都吃不上，谁还有心思读小说呀。所以文学，你就不要想占据国家的中心位置。作为作家，也应该关注国家经济的发展。当官的可以不喜欢文学，但他应该了解文学。比如咱们不搞科研，但咱们对神六上天还要了解一下基本常识。

　　商业化写作也不是中国独有。美国虽然没有多少历史传统文化，但出了一批有世界影响的大作家，也有一批纯粹是商业利益的写作通俗作品的作家，是给社会上爱看热闹的人写的，纯粹是情趣性的猎奇性的。你上火车时，火车站口搁一堆书，两三美元一本，上火车后就可以消磨时间，看完就扔到垃圾桶里了。有些人对文学虽然没有啥兴趣，上火车时没事干，是纯粹的阅读消遣。

　　这样的作品，生产很快，包装很简单，产品对社会也没有啥伤害。不是所有人都想当作家，不是所有人都想进行高雅文学欣赏。金庸的小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读者，我是很钦佩的。

　　现在各个行业都有大批的文学爱好者，政界、商界、农民，这也是个正常现象，是一个社会的文化精神。也不是所有出格的事情都可以单纯地归结为炒作。有一天我去机场，在报纸上看到有个女孩20万元叫卖书稿，当时觉得是炒作没在意。出差回来后，我从媒体进一步的报道看这个娃的情况，她得了绝症。后来记者和我联系，说作者想和我见一下，我说可以，如果书写得基本还好，就是稍微差一些，咱也尽量帮忙。见面后我就给太白文艺出版社说明情况。后来作品就出版了，叫《午夜天使》。

　　小说家实际上是从心理层面来写历史

　　历史常常是突变演进的。它有一段是处于一种平稳发展的时期，有时就是处于突变的关键时刻。譬如说中国历史中帝制的被打碎，共和兴起，这种突变我们把它叫做“历史性”的变化。

　　辛亥革命带来了很多变化，比如从表层的象征性意义上把代表封建帝制的辫子剪掉，女人缠了千年的小脚要解放，不准裹脚了，婚姻不能包办了。那么作家要研究的是，这个辫子被剪掉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女人的脚放开以后，对女人意味着什么？一般来说那是一个大政治观念的更新。作家要研究的关注的是，留辫子的观念和剪辫子的观念，这个变化对人的心理会发生怎样的秩序颠覆？

　　鲁迅先生在他的短篇小说《风波》中，就把这个深刻的见解留下了历史的一笔：一个人跑到城里被人把辫子剪掉了，回到家就惶惶不可终日。老婆说：你看你没辫子还像个人不？明天怎么出门呢？那个辫子，在我们今天看来无法理解——没有辫子就不是一个人了？这就是历史裂变在人心理层面的投影，是作家应该关注的东西。

　　辫子有没有都危及不了生命，辫子是旧的观念所影响下的长期稳定的心理结构的象征。人的心理是以他的精神道德的那些准则织成的一个稳定的结构，这个心理结构就平衡在那个辫子上头。有辫子是人，没有辫子是鬼。有这个辫子心理就平衡着，剪掉这个辫子就把心理秩序打乱了。心理结构打乱了颠覆了，就出现惶恐不安甚至自杀，所以更深层的东西是心理秩序。接受了新的观念，就会形成一种新的心理秩序的平衡。比如女人这个脚，以前女人都要缠脚，大脚就是最丑的女人，嫁不出去。现在小脚是被整个世界嘲笑的丑陋东西。中国人的心理早已经都平衡在“大脚是美”这个观念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