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0章 难得一种真实（第2/2页）

　　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在这几位基层干部身上，都隐隐体现着一种人性的温情。无论主事的石主任，无论旁落的雷社长，还有改造锻炼的下乡干部“我”，在调查这几宗案件时，没有动辄棍棒相加，而是想方设法破开谜团，及至处理犯案人时，显示出在那个非正常年代的一种人性之善和美。对偷了一袋包谷的二队队长柱子，石、雷决定不向上级报案，是被柱子偷盗的因由所感动，为了讨媳妇。这两个公社负责干部尚未在极“左”路线极“左”政策里一味迎合而泯灭良知，作品表述得恰到好处。如果说一袋包谷只算刑事案件，不予声张地化解了，保护了一个贫穷到娶不起媳妇的乡民，还好办些；而对于一个以污蔑栽赃企图致人于死地的人，这个人既狠毒也很愚蠢，他用针刺扎了有私怨者家中的领袖像的眼睛。这在“文革”时代是十恶不赦的头等重罪。这种利令智昏的行为，终究真相大白，落得性命难保。即使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石主任和雷社长鉴于贾进洲终归是个农民，很想宽大处理……”我是经历过这段难忘的生活过程的人，“文革”大运动中不断掀起严厉打击某个社会目标的“专题”运动，诸如“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无论城市或乡村，都被愈绷愈紧的所谓“阶级斗争这根弦”陷入持久的灾难，即使一个大字不识的农夫农妇，也都知道什么话不敢说，说了就有掉脑袋的危险。而包庇这类重点打击的头等要犯的人也脱不得身，何况作为一个公社的领导者石主任雷社长这些干部。他们在这种莫须有的“阶级斗争论”酿成的恐怖气氛里，能为被害者减一分刑责，哪怕有一句同情的话，都是要冒政治风险的，也更是弥足珍贵的，也显示着在人为的恐怖下的人性还存活着。韦昕创造的这两位基层干部形象的不同凡响的意义，在于一种特定历史过程——“文革”中乡村的真实形态。

　　这种真实还体现在乡村生活场景的写作中，公社和大队干部的办公设施和摆设，各种乡民家庭的农家气象，都有独到的却也准确的观察和文字描绘，不着意夸大更不渲染，平实里逼真的艺术效果就出来了。各种性格的乡村男女，也不故意夸张其行为举止上怪僻的习性，而是颇为敏锐地抓住其某时某地对某件事的微妙表现，一个眼神一种脸色，一句直截的表述或含糊其辞或环顾左右而言他，都呈现着各种位置各种利害里的角色的分寸和色彩，你可以看到那些虽然贫穷的乡民的语言智慧和极富心计的思维，较之那些随意把农民写得如自己一样傻的作品可靠可信得远了。

　　无论写人无论状物无论做事，韦昕都用一种平实的语言。说平实容易产生缺乏色彩的误解。恰恰相反，韦昕语言里的睿智和透亮随处可见，都是在平静的叙述和描写中蕴涵着，不做故意强调，有大智若愚和大象无形的气象。我所特别欣赏的作品的真实感，除了前述的因素外，也得益于他的语言。一种纯净平实的语言，决定着作品整体叙述风格的完美，也是造成作品艺术真实的至关重要的策略。

　　韦昕已年过70，虽然有点耳背，交谈需得提高嗓门，却依然健朗，尤其是艺术思维，似乎更趋活跃和敏锐，充满如此令人惊羡的创作活力，真是活到一种纯作家的人生境界了。

　　2006.12.13 二府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