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你，是命运对我的恩赐 第16节（第2/4页）

　　这不是在贬低刘心武，刘心武的写作水平是不能用“班主任”来衡量的，他后来写出的书，每本都比《班主任》高明。但在文革刚刚结束的1977年，他只能写出《班主任》那样的东西，一是他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语言风格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文革语言的影响。二是他在那样的时代不得不使用那时的语言，不然就不可能发表。

　　据说卢新华的《伤痕》里最开始曾有“车窗外一片漆黑”这样的句子，这本来只是交待一下女主人公坐车回家乡的时间，但编辑担心会被人分析成影射我们的社会是黑暗的，所以要求作者改成“车窗外灯火通明”。

　　《伤痕》发表后一年左右，中国文坛还围绕能不能描写阴暗面整出一场“歌德”与“缺德”的争论。1979年，《河北文艺》6月号发表了署名李剑的文章：《“歌德”与“缺德”》，文中说：

　　“我们的文学，是无产阶级文学，它的党性原则和阶级特色仍然存在。鼓吹文学艺术没有阶级性和党性的人，只应到历史垃圾堆上的修正主义大师们的腐尸中充当虫蛆。既然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和阶级性没有消失，那么，就存在为哪个阶级歌德的问题。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有著无产阶级感情的人当然要歌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有些人不愿这样做，那是他自己的事，我们也不强求他非这样做不可，阶级感情不一样嘛！向阳的花木展开娉婷的容姿献给金色的太阳，而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则只能诅咒红日。那种不‘歌德’的人，倒是有点‘缺德’。”

　　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来看这样的文字，仍然有不寒而栗的感觉，想想《班主任》和《伤痕》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发表的作品，两位作者无疑是勇敢的作者，发表这两篇作品的编辑无疑是勇敢的编辑，而敢于刊载这两篇小说的刊物无疑是勇敢的刊物。

　　艾米的《山楂树之恋》写成于三十年后的2006年，最早是在网上连载的，既没有党的监视，也没有编辑的干预，所以她写得比较自由。她尽可能地保持了人物语言方面的文革风味，但她的叙述语言，跟文革语言是完全没有相似性的，所以从语言的角度来讲，《山楂树之恋》绝对不是“伤痕文学”。

　　那么《山楂树之恋》的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是否心灵被扭曲了呢？

　　有读者提议在谈论人物心灵是否被“扭曲”之前，得给“扭曲的心灵”下个定义。网友艾友友下了一个很好的定义：

　　“有人在文革里造反，是为了谋求个人利益，还有的人是真诚相信自己是在保卫毛主席的;有人揭发自己的家人，跟自己家人划清界限，是为了保全自己，或者往上爬，还有的人揭发家人是真诚地认为那是为了家人好;有人批判某些书'黄'，是为了显得自己革命，捞取政治资本，但私下里他们就喜欢看那些'黄'的部分，还有些人是真心认为那些书'黄'的，看了会觉得恶心。所以我觉得'心灵扭曲'就是那些从内心认同文革那些变态理论的人。”

　　很多网友在认真阅读原文的基础上得出了“主要人物心灵没有扭曲”的结论，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到文学城艾园或百度艾园《命运恩赐（15）》下面查看那些评论，我这里就不大段摘抄了。

　　文革的“变态理论”究竟是些什么理论呢？让我们再回到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去找答案。《班主任》里面的谢惠敏，出身工人家庭，是当时的“红五类”，她是虔诚地相信阶级斗争观念的，她的价值观审美观都是标准的文革式，一看到《牛虻》这样的书，就认为是“黄”书，就要展开大批判，不批就心里难受。《伤痕》里的晓华，也是虔诚地相信阶级斗争观念的，哪怕是自己的母亲，一旦被打成了阶级敌人，做女儿的就与其划清界线，连母女关系都不承认、更不保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