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章 《去岳阳》（二）（第3/5页）

谢兰生觉得，中国电影的投资者对于“利润”过于看重了。诚然，数字大大降低成本，发行成本降低了90%，可这成本总归要在其他地方还回去的，比如演员、宣发。

因为真的不大知道数字版本能存几年，电影公司还是会做拷贝出来，好好藏着。

对于独立电影来说，2012也是分水岭。

这年，被北电的学者称为“独立电影的强拆年”。

三大独立电影展，一个都没能顺利举行。

2000年后，DV一代登上舞台，独立电影如火如荼，三大独立电影展在两三年间相继成立，2007年左右到了巅峰，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南京，一个在昆明，而除了这三大影展各地也有中小影展，大家进行学术讨论甚至争论。这些影展的共同点是并没有广电批文，但，有高校的展览备案与艺管的展览备案。他们基本放映的是没有许可的电影片，少量兼容有许可的电影片。

据说，广州纪录片大会在2003年被电视台创办之初，广东当地有关部门曾向上面要求取缔，而且，还绕过了中宣部，直接递到一把手那，最后拿到的批示是“给年轻人一些空间”“注意加强管理工作”，这可能是指导思想。

可2012下半年，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在此之前，官方只做“精准打击”，比如，它们认为某部片子存在问题、不适合放，会通知举办方说“拿掉拿掉，不适合放”，可2012年呢，北京影展首先出事，可能因为，这届影展政治色彩的参展电影比较多，有两三部，而且，北京影展属“死硬派”，地点偏偏还在艺术家云集的北京宋庄。

关停方式简单粗暴——断电。

这个北京独立影展刚刚完成开幕仪式，突然，现场没电了。

北京8月的热浪里，独立电影节被断电，所有参展的电影人静静坐在黑暗当中。

接着，10月，南京影展“因故延期”。其实，在整个10月期间，组织者的组织工作就受到了一些压力，不同部门向组委会提出不同的要求，比如，不要出现国际来宾，不要进行公开宣传，提供参展影片备份，不要举办公开放映……但主办方为了保护电影导演没给资料。最后官方失去耐心，决定结束一切。

南京影展前一个月，合作影院接到电话，“不可以提供场地”，于是，组织者在大学里面签约礼堂、筹备影展，可大学也接到电话，最后，连敲定的民间展厅也被禁止参与其中了。场地没了，影展实在办不起来、做不下去，不过，一众评委却还是到一家酒店做了评奖。

到下一年，在云南的独立影展也没有能办的起来。这个影展在几年前因某片子出过次事，那回他们搬到大理，在阁楼上做了交流，可这回，连大理也不接收了。

三大影展遇到困难，中小影展也被关停。北京影展在2013年时又坚持着办了办，可再下一年，据说，负责人被警方带走，签了停办的承诺书，官方同时还带走了10年间的电影成片等。而南京影展呢，一直坚持到了2020年，才宣布永远关停。

不过，也并不是没有影展在压力中存活下来。这些影展的共同点是成立于06到08年，以艺术/独立电影的名义拿到了广电批文，兼容无龙标电影以及有龙标电影，半民间半官方，从“地下影展”过渡到了“独立影展”。它们全都比较“聪明”，打“青年”等等招牌，其中一些还得到了地方政府大力支持——地方政府既想以此吸引游客拉动经济，也希望日后拿到“电影节”的批文，因为当时只有北上两座城市可以举办“国际电影节”。在西宁的某个影展后被诟病长袖善舞，可它至少坚持下来了，还在放映“无龙标片”，甚至粗糙的小成本片，且越办越好越来越火，为独立电影人提供资金、舞台以及未来。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