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论克己（第3/18页）

遵照审慎、公平与适当慈善的指令行动，在没有什么诱因不这么行动的场合，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劳。但是，在极大的危险与困难中，冷静慎重地行动；虔诚地遵守神圣的正义规则，尽管有某些极其重大的利益在引诱我们违背那些规则，也尽管有某些极其重大的损害在怂恿我们不顾那些规则；绝不容许我们心中的慈悲，因我们曾经慈悲对待过的某些人心怀恶意与忘恩负义，而受挫或沮丧，这样的性格，无疑具有最崇高的智慧与美德。自制的修养功夫，不仅本身是一项伟大的美德，而且所有其他美德也似乎是从它那里获得它们的主要光彩。

对恐惧的克制力和对愤怒的克制力，总是伟大高贵的力量。当它们是受正义感和慈悲心指使时，它们不仅是伟大的美德，而且也增添其他那些美德的光辉。然而，它们有时候是受很不一样的动机指使的，在这种场合，它们虽然仍旧是伟大与可敬的，不过，却可能是极端危险的。最大无畏的勇气也许会被用来进行最不正当的阴谋。在重大的挑拨激怒中，表面的平静与好脾气有时候也许隐藏着最坚定与最残忍的复仇雪耻的决心。这种掩饰所需的精神力量，虽然总是而且必然会遭到虚伪的卑鄙性质所玷污，然而，却常常很受许多见识不凡的人物推崇。凯瑟琳·美第奇[35]的矫情掩饰，时常受到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达维拉[36]的歌颂赞扬；后来被封为首任布里斯托(Bristol)伯爵的迪各比勋爵[37]的矫情掩饰，受到严肃正直的克拉雷敦勋爵[38]的歌颂赞扬；被封为首任沙夫兹·伯里(Shaftes Bury)伯爵的艾胥礼[39]的矫情掩饰，受到贤明的约翰·洛克先生的歌颂赞扬。甚至西塞罗(Cicero)也似乎认为这种虚情假意的性格虽然的确不是最高贵的性格，不过，却未必不适宜某种能屈能伸的为人处世方式；他还认为这种方式，尽管不很光明磊落，不过，整个看起来，也许是可以得到赞许的，并且是可敬的。他以荷马的尤里西斯(Ulysses)[40]、雅典的狄米斯托克利[41]、斯巴达的吕山德[42]，以及罗马的马库斯·克拉苏[43]等人为例说明这种性格。这种阴暗深沉的虚假性格，最常发生在社会极端混乱的时候，发生在党派激烈斗争与内战如火如荼的时候。当法律已经大部分失去效力时，当只靠完全的清白无辜无法确保自身安全时，自卫的考量迫使大部分人民不得不诉诸机巧灵便，巧言令色地假意奉承那一方不管怎样碰巧在当下占优势的党派。而且，这种虚假的性格也常常有最冷静且最坚定的勇气相伴。这种性格的适当发挥必须以那种勇气为基础，因为它一旦被发现，结果通常是必死无疑。这种性格的作用有好有坏，它或者会加剧，或者会减轻那些处于劣势而被迫必须采取它的那些反对派们心中猛烈的仇恨。虽然它有时候可能是有用的，不过，它至少同样容易是极端有害的。

对比较不猛烈狂暴的激情的克制力，似乎远远比较不可能被滥用来达成任何有害的目的。节制、端庄、谨慎与稳健，总是和蔼可亲的，并且很少可能被导向任何不好的目的。可亲的贞节之德，以及可敬的勤劳节俭之德，正是从稳健不懈地发挥那些比较温和的克己功夫中，得到所有属于它们的那种沉稳的光泽。所有那些满足于走在平民卑微的人生道路上、平静朴素地过活的人，他们的品行也是从同一原则中得到大部分属于它的那种美丽与优雅。这种美丽与优雅，和战争英雄、政治家或立法者那些比较了不起的行动所散发出来的那种美丽与优雅相比，虽然远远比较不耀眼，却未必比较不惹人喜欢。

本书已在好几个不同的地方交代过自我克制的性质，因此，我认为，关于那些美德的细节，已经没有再详加讨论的必要。此刻我仅指出，就各种不同的激情来说，合宜点所在的位置，亦即，可以获得公正的旁观者赞许的那个强弱程度，各不相同。就某些激情来说，过分比不足较不讨厌；就它们来说，合宜点的位置似乎比较高，或者说，比较接近过分而非比较接近不足。就其他某些激情来说，不足比过分较不讨厌；就它们来说，合宜点的位置似乎比较低，或者说，比较接近不足而非比较接近过分。属于前一种的，是旁观者最容易同情的那些激情，而属于后一种的，则是旁观者最不容易同情的那些激情。此外，属于前一种的那些激情，对于主要当事人来说，直接的感觉或感触是愉快的；而属于后一种的，其直接的感觉或感触则是不愉快的。我们通常可以断言，旁观者最易于同情，因此，合宜点的位置可以说比较高的那些激情，是那些让主要当事人直接觉得多少有点愉快的激情；而相反，旁观者最不易于同情，因此，合宜点的位置可以说比较低的那些激情，是那些让主要当事人直接觉得多少有点不愉快或甚至痛苦的激情。此一通则，就我观察所及的范围内，绝无任何例外。只消少数几个例子，便可充分解释此一通则，并且证明它真实无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