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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最后一句带有明显的威胁性，听起来像是一纸有罪判决，这无异于在写，她还不如当年没有出生。看到这里，警督的第一个冲动是给医生的妻子打个电话，问她是否已经看了这些报纸，尽量给她一点安慰，但脑海里马上冒出的另一个念头阻止了他，对她的电话监听可能已经不分昼夜，百分之百监控。至于天佑公司的电话，不论是红色话机还是灰色话机，就更不用说了，直接与国家特殊电话网相连。他翻了翻另外那两份报纸，它们都对事件不置一词。现在我该怎么办，他高声问道。他又回到那则新闻上，重新看了一遍，感到其中有一点很是奇怪，没有登出照片里的人员姓名，尤其是医生的妻子和她的丈夫。这时他才发现，照片的文字说明是这样的，用箭头标出者为女嫌疑人。看起来是医生的妻子在失明症期间保护了这一伙人，虽然这一事实还没有完全被确认。据官方消息，身份确定工作进展顺利，结果可望于明天公布。警督低声说，说不定他们还想知道小男孩住在哪里，好像这对他们还有什么用处。随后，他进一步想，现在看来，在没有同时采取其他措施的情况下公布照片，似乎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所有这些人都可能像我本人建议的那样，利用这段时间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但是，内政部长是个喜欢表演的人，成功地抓获一个人能增加其政治分量，提高其在政界和党内的影响，关于其他措施，最为可能的是这些人的住所已经处于二十四小时的监视之下，内政部长有足够的时间让他的探员渗入城内，编织起相关的控制网络。不过，无论这些想法多么正确，都无法回答他的问题，现在我该怎么办。可以打电话给内政部长，因为现在已经是星期四，借口想了解将会给他什么纪律处分，但毫无用处，他相信部长不会接听，随便打发一个秘书告诉他说，可以与警察局联系，警督先生，信天翁与海鹦之间啁啾鸣叫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那么，我怎么办，他又问自己，乖乖地留在这里腐烂，直到有谁想起我的时候打发人来收尸，或者设法离开本市，但这个时候最可能的是各个边界哨所都接到了严格的命令，不许我通过，我该怎么办。他又看了看那张照片，医生和妻子站在中间，左边是戴墨镜的姑娘和戴黑眼罩的老人，右边是写信的家伙和妻子，斜眼小男孩像个足球运动员一样蹲在他们前面，那只狗趴在女主人脚下。他又看了一遍照片的文字说明，可望于明天公布这些人完整的身份资料，明天，明天，明天。这时，一个决心冒出来，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但随后又出现了一个谨慎的念头，对他说这是个极端疯狂的举动，你要小心，谨慎的念头对他说，不要惊醒沉睡的龙，在它醒着的时候靠近是愚蠢的。警督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客厅里转了两圈，回到摊着报纸的桌子旁边，又看了看用白色线条圈起来的医生妻子的头像，那道白线好像是绞索，此时，全城人一半在读报，另一半坐在电视机前，看播音员在第一档新闻节目中播出的内容，或者在听广播电台预告明天将公布那个女人的姓名，不仅是姓名，还有住址，为的是让公众知道这个恶人的巢穴建在哪里。于是警督出去把打字机搬来，放到桌子上，叠好报纸，推到一边，坐下来开始工作。他用的信纸上方有天佑保险与再保险公司的徽记，如果不是明天，那么肯定是后天，控方将代表国家拿走信纸作为他的第二项犯罪的证据，即把公共行政当局的文具用于个人目的，而上述材料的专用性质和用于阴谋活动的特点必将构成该犯罪的两个加重情节。警督正在打字机上写的是近五天来发生的事件的详尽报告，从星期六凌晨同他的两位助手秘密穿过首都封锁线起，一直到今天，到给收信人写信的此刻为止。当然，天佑公司有一台复印机，但警督觉得，尽管现代化的复印技术保证即使猛禽鹰隼的眼睛也不能发现两者的区别，但把信的原件送给一个人，而把档次低得多的复印件送给另一个人，这种做法显得不够有教养。警督属于这个世界上倒数第二代还在吃面包的人，因此保留着一些对形式的尊敬，这就意味着，打完第一封信以后，他还要全神贯注地用打字机在另一张纸上抄一遍。第二封信仍是副本，毫无疑问，但制作的方法不同。写完之后，他把两封信叠好，分别放进两个同样印有天佑公司徽记的信封，封好之后再分别写上地址。当然，信将亲手递交，这种细心而高雅的做法会使收信人明白，天佑保险与再保险公司发来的信件至关重要，对其提供的信息应当极为关注。